温馨城市幸福人

前几年，与外地朋友谈起长春，说得最多的是，长春是个电影城、汽车城、大学城、科技城、森林城……朋友们听了艳羡不已。而这十年来，长春又多了两个令朋友们更加艳羡的名头：“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中国最有人情味儿城市”。这两个名头实实在在，一点都不夸大。我这个在长春生活了30多年、来自关内的外来人，对此感受深切……

最初领略长春的幸福感和人情味，是在我幼年。那是1960年8月，正是玉米“蹿红缨”的时候。7岁的我牵着母亲的衣襟，跟在哥哥姐姐后面，拉着4岁弟弟的小手，从洪涝、盐碱、蝗祸成灾的黄河北岸，经过数月的风雨奔波，辗转来到了心目中“不挨饿，能吃饱饭”的东北。在长春站，我第一次看到了大城市的繁华，第一次吃到了3分钱一根，凉在嘴上、甜到心里的冰棍儿。在长春站短暂停留后，我们跟着父母在长春远郊的一个集镇落了脚。憨厚朴实、热情大方的当地农民给我们端上了热气腾腾的烀土豆、蒸南瓜，还有金黄金黄喷鼻香的玉米面大饼子……乡亲们浓浓的人情味冲淡了我们一家几十天来的离难之苦，犹如来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心里顿时敞亮了许多，安定了许多。

当时政府对于外地人落户管控得十分严格，除了须出具必要的各种证明以外，还要得到落户所在生产队大多数社员的同意才行。在早来几年的本家叔叔的引荐下，生产队40多户社员都热情地为我家“联名具保”，同意接收我们，使我们一家6口顺利地落下了户。乡亲们对我家的这份人情，不是用金钱和物质能换来的。对此，我们感恩一辈子，牢记一辈子。就这样，我家在这个民风淳朴、亲如家人，物质生活虽不富裕，但令人心情愉悦的小村子里安居下来。

1972年底，19岁的我离开这里，参军入伍到了辽宁。自此，在部队好好干，混出个样儿来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就成了激励我努力奋斗的原动力。

也许是天意，也许是机缘巧合，长春这个幸福感极强的地方，也成全了我的婚姻大事，铸就了我一生的幸福。那是1976年的5月，组织上批准我回家处理“个人问题”。与我鸿雁传书两年多的英子，提前来到长春火车站接我。我俩来到了地质宫广场（今文化广场），度过了一段难得的二人时光。广场西侧的杏花园，满园的杏树开满了花朵，伴随着清风，飘来阵阵清香。东侧是一片茵茵绿草，有几个儿童在快乐地放逐着风筝。我和英子来到这里，出于羞涩，一前一后拉开了四五米的距离。为了摆脱这种窘境，我俩心有灵犀、不约而同地向寂静的杏花园走去。和心爱的人在花丛中漫步，时间过得是那么快。现在回想起来，长春地质宫广场这个“爱的港湾”，真真切切的是“红线搭桥，创造幸福”的地方，我只是其中之一。

1983年底，我和妻子女儿结束了两地生活的历史，她们母女随军也到了辽宁。不幸的是，女儿4岁那年被狗咬伤了。那个年代，狂犬疫苗还不普及，属于稀有药品，在当地多方联系都未能找到。刻不容缓，情急之下，我只好抱着女儿连夜从沟帮子上火车去中科院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求助。上了火车，坐在对面的一位40多岁姓孙的大姐，恰巧就是中科院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一名中层领导。孙大姐一路上帮我照顾受伤了的女儿，想办法逗孩子开心、照顾孩子睡觉，还详细地给我讲解应该如何照顾被狗咬伤的人，提醒我万不可粗心大意。后半夜3点多钟，火车到达了长春站，孙大姐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和我一起打车去“生研所”。出租车司机听说孩子被狗咬了，也是急得不行，穿大街走小巷，尽可能抄近路往“生研所”赶。所里值班的医生护士听说我们是从外地乘火车赶来的，二话没说，立即给孩子处理伤口，开药打针。孙大姐也跟着忙前忙后，直到医生给孩子打完疫苗，又对我嘱咐了几句后，才离开“生研所”回家。当我踏上回程列车，长长地舒了口气的时候，回味起这20来个小时的经历，从离开部队家属院时的茫然无助，到遇上孙大姐、好心司机、热心医护、顺利给孩子打上疫苗，就像从梦境中走过来似的。孙大姐的善良细腻，出租车司机的古道热肠，医生护士的热情似火，烧得我心里热气腾腾。是啊，都说天下好人多，我说长春好人更多！当时我心里就暗暗在想：等我转业那一天，一定要争取回到长春来！

1989年，我如愿转业回到了长春，分配到吉林省民航局工作。对我们一家三口，吉林民航的员工和领导们再次展示出了长春人的豪爽、热情和特有的人情味，有的帮助我家收拾屋子，有的领着我到商店采买生活必需品，有的把自家腌制的咸菜、咸鸭蛋拿过来帮我们解燃眉之急，还有的帮我给孩子联系上学的事宜……转业到这个城市，来到吉林民航这个单位，浓浓的人情味令我激动不已，极强的幸福暖流涌遍全身。为长春民航做贡献，为长春这座城市添光彩顿时成了我坚定的信念。在领导和同事们的热情帮助下，我的小家很快安顿好，生活走向正常，我自己也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2011年8月15日，我作为吉林民航的代表，作为长春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彼时彼刻，我由衷地感到，生活在“最具幸福感”和“最有人情味儿”的城市，是多么的荣耀和自豪，是多么的温馨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