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调研报告
文学网整理的农民工调研报告（精选5篇），供大家参考，希望能给您提供帮助。
农民工调研报告 篇1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区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本报告的研究范围，主要是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既外来人口。
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关心的大事。各级党委、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近年来采取多种措施，为维护农民工权益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权益保障仍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部分农民工采取过激行为的维权事件不断发生，对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的建立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笔者作为**镇总工会主席，从工会在农民工维权中如何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的角度进行调研。本次调研对象是**地区的农民工，举行农民工座谈会2余次，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78份。
一、 本镇农民工现状
农民工这一充满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走出田间、走出乡村，进入工厂、进入城市，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创造着自己的新生活，创造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一）本镇农民工的主要特点
1、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根据本镇外口办最新统计指出，截至六月底，**镇总外来人口数量95535人，其中从业人数75055人，占总数的78.6%；年龄在18岁至49岁之间占总数的89.6%；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是84.1%，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是12.1%，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所占比例是3.8%。可以看出，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比较轻，也是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他们思想活跃，向往城市生活，有强烈的外出就业冲动，也较为容易适应现代工业生产要求，但是总体素质仍然偏低，多数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
2、以自发性外出为主。目前，农民外出务工主要依托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网络。调查统计显示，88％的农民工通过自发方式外出，有组织外出的仅占12％。自发性外出主要靠亲友介绍或帮带，就业成本低且成功率高，这也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少、对社会职业中介机构诚信的认同感低有关。近年来，通过政府或中介机构组织和介绍外出就业的农民工逐步增多，但仍然不是主要渠道。
3、以务工为主。统计至今年6月底，本镇农民工务工人数占从业总人数的78.1％，在建筑业就业的占4.1％，经商的占17.5％，务农的占0.3%。
4、对工会组织概念模糊。调查显示，对于工会组织知道大概的占调查总数的87.4%，对于未建立工会的单位，在问到是否希望建立工会组织时，无所谓的态度占75.9%，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不了解，与自身发展无关等。
（二）本镇农民工维权意识
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增强，但法律知识欠缺。通过与农民工直接对话和问卷调查，自我评价为稍具有一点维权意识的占92.9%，维权意识很高的占3.5%，仍有3.5%的人认为维权意识很差；在权益受到伤害时，有83%的人想到维权。
用工单位从不拖欠工资的占97.7%，交纳保险的占75.6%，但没有交或不清楚情况的仍占24.4%；对于高温补贴给付，没有或者不清楚的占55.6% 。我们感到，目前农民工维权意识在增强，但法律知识跟不上。虽然对劳动人身安全和防范措施普遍看重，在权益遭受侵害后，也知道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但在具体维权法律程序和方法上却陷入茫然，甚至不得已而放弃。
二、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的现状及矛盾
（一）相关法律法规滞后，维权法律依据不足
现行立法中有关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199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国务院、劳动部及省、市有关部门制订和颁布的相关配套法规、规章。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现有法律法规在内容上，可操作性上存在局限性和滞后性，已不能满足妥善处理保护农民工权益的需要。在农民工劳动关系、工资收入、社会保险、人身保护方面的规定不够完善，缺乏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难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国务院颁发的《法律援助条例》，对农民工的工伤事故、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人身伤害事故等追索医疗费和赔偿的法律事项，尚未列入《法律援助条例》受援范围。这使得有关部门在进行农民工维权时常因缺少法律依据，工作难度大。
（二）劳动力市场不规范，农民工就业难度大
农民工就业渠道不畅，目前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通过职业中介机构，由市场调节方式实现。相当多的职介机构规范性和诚信度较差。通过中介组织介绍就业的农民工比例很低，只占到调查总数的20.2%。第二种，通过组织输送实现。由于政府的服务职能尚未真正就位，由此实现就业的农民工比例更低。超过70%的农民工是通过第三种方式，即自谋职业。存在盲目性大，管理失控，劳动关系难以确认，情况复杂混乱等情况。
劳动保障部门主管职业中介，人事部门主管人才交流中介，两种中介并存于劳动力市场，统一的市场被人为的划分。因而形成多头、多级审批和管理，不利于规范和有序管理。部分以欺骗求职者骗取钱财的中介机构，扰乱了劳动力市场秩序，对非法中介活动的打击，劳动、工商、公安等部门联合治理力度不够。
（三）法定诉讼程序繁杂，农民工维权成本高
由于农民工的特殊性，尽管仲裁机构与各级法院采取了各种措施降低仲裁和诉讼门槛，但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维权时效与诉讼成本仍然较高，使其仍难以承受，农民工即便胜诉，支付的成本与收益之间也严重失衡。由于维权成本高，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伤事故拒绝赔偿等侵权事件发生后，通过劳动争议仲裁或民事诉讼的比例很低。大量的非诉案件，农民工或无奈放弃，或用非正常方式去谋求解决。
（四）部门配合缺乏协调，维权资源存在不足
由于条块分割，各自为阵，缺少统一的机构和协作机制，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与社团组织等维权主体虽然有一些小范围的协作和配合，但总体来看，在协调配合上还不适应维权需要，维权资源还未有效整合，综合维权优势还未形成。在财力、人力上，维权经费和人员配备的缺口较大，使部门职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五）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维权意识比较淡薄
农民工的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虽有一定增强，但由于其文化层次较低，处于弱势的农民工为了保住饭碗，对于用人单位拒签劳动合同，也听之任之。有些农民工为了保证择业自由，自己也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因此，一旦发生侵权事件，农民工自身证据缺乏，加之取证困难，导致其合法权益难以受到法律保护，不利于维权工作开展。多数农民工职业技能单一或无技能，仅具有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对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工作则难以为之，形成就业的结构性障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具有中级及其以上职业技能资格的农民工，就业率超过80%。相当部分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认识不足，只注重眼前经济收入，不愿花“小钱”购买保障长远利益的综合社会保险。
三、 解决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措施和建议
（一）抓重点，认真解决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
一是要加大劳动监察力度，依法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依法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使用农民工的企业要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按时足额支付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要加大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监察力度，对违反国家规定，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或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查处。二是要解决最低工资制问题。制定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并与城市居民的最低工资标准结合起来，体现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原则。三是要探索适合农民工实际的社会保障制度。要研究制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确保他们因工伤亡后及时得到救治和补偿。四是要建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享公共管理服务的机制。取消对农民工的不合理收费，尽快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适度满足和保证农民工的基本精神文化需求。
（三）加强劳动安全监管，大力改善农民工劳动安全卫生条件
一是加强对农民工的安全知识培训，使他们充分了解应当如何做到自我防范和保护，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二是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企业劳动保护措施。劳动保障部门在检查劳动合同时，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岗位，要督促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并在合同中写明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岗位待遇。三是加强农民工职业病的监测和预防。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职业病的监督检查和治理工作，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权益。四是安全生产和卫生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状况的日常巡查，督促各类企业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改善现场作业条件，健全安全防范、劳动保护措施，对有毒有害生产岗位加强安全监控；对无视安全卫生条件和侵害农民工安全健康权益的单位及时责成整改、纠正。五是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农民工数量较多的企业要建立农民工集体宿舍，保证农民工居住场所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条件。六是发挥安全生产监督员队伍的作用，把农民工吸纳到安监队伍中来，及时消除生产中的安全隐患。七是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女职工权益，严格禁止使用童工。
（四）工会牵头抓好集体合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全体员工具有法律约束力。使用农民工的用人单位，应针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工资偏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拖欠工资矛盾依然存在、劳动时间长、生产条件差等问题，通过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规模较小的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签订区域、行业集体合同，规范用工行为。
农民工在劳动合同中有关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的约定，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定。工会要督促单位并做好积极的引导。
（五）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工作，吸纳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基层工会组织的重要职责，要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吸纳农民工加入工会，使农民工的正当要求有一个正常的反映渠道。对伤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象，用人单位要及时纠正，农民工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的，工会应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
（六）完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使农民工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就目前来说，最紧要的是推动调节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劳动法》的修改。同时也应制订与之相适应的、相配套的劳动法律法规，使劳动关系的调整等方面都能做到有法可依，为农民工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以适应维护这支庞大劳动群体群英和社会的稳定。
（七）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努力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
一是应以提高职业技能为重点，突出加强职业技能和法律政策培训。要以市场为导向，科学设置教育培训内容，使农民工基本掌握一至两门实用技能；二是在法规政策方面，着重使农民工增加劳动保障、安全生产、利益诉求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提高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能力。
（八）协调各有关方面建立健全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工作
政府应建立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农民工的用工计划、劳动管理及权益保障工作等等。要明确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有关部门的职责，建立地区间合作的工作机制。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深入研究和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人事劳动制度改革，建立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健全舆论宣传导向，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大力宣传农民工为城市和社会所做的贡献，客观反映农民工的现实状况，让社会公众了解农民工，在社会中尊重农民工、平等对待农民工，主动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把农民工最大限度地组织到工会中来。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群体，他们收入低下和权益缺失的状况如果不能尽快地得到有效改变，他们中的多数人如果不能逐步转化为正规的产业工人和安居乐业的市民，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和扭转，农业弱质、农村落后、农民弱势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将会延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
因此，要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同时，又要看到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农民工问题，是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必须用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必须从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统筹解决，必须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有针对性地逐步解决。
农民工调研报告 篇2
为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我省农民工就业、农民工资性收入、农民工融入城镇的新情况、新变化、新趋势，省委农工委联合省人社厅组成调研组，分赴xxxx、xxxx、xxxx3市6个县(市、区)实地调研，深入农村，走访企业，与农民工、企业负责人和基层干部广泛交流座谈。同时，安排仁寿等16个劳务输出大县也同步开展调研。通过实地调研和材料汇总、部门会商和数据分析相结合，对农民工回流、就近就地就业、回乡创业和市民化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农民工在xxxx地位举足轻重
xxxx农业人口多，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历来都是劳务输出大省，常年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保持在2000万人以上，占农村劳动力的50%以上，对促进我省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工作，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农民工转移就业、大众创业、技能培训的支持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年，全省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2478.9万人，其中，省内转移1339.7万人、省外输出1136.2万人、外派劳务3万人。全省实现劳务收入3577亿元，比上年增长10%;全省农村人口人均工资性收入达5503.1元，比上年增加500元。今年一季度，全省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2289.8万人，同比增长0.2%，其中，省内转移1211.6万人，同比增长2.9%;省外输出1076.6万人，同比下降2.7 %;外派劳务1.6万人，与去年同期持平。实现劳务收入930.5亿元，同比增长9.8 %;全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431.5元，同比增长141.7元。
二、新形势下农民工就业呈现出新特点
(一)农民工数量外出略减、返乡略增。由于受经济下行影响，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部分企业倒闭停产、工资下降等，对我省外出务工造成一定影响，致使农民工返乡时间提前、返乡人数增加。春节期间，全省返乡农民工有1753万人，占外出务工人员的70%，与2015年同期相比，数量上有所增加，同比增长3%。春节后，因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和我省就地就近就业、返乡创业政策支持，全省农民工外出务工数量略有下降，回乡就地就近就业和创业将逐步呈现增长的趋势。截止2016年3月底，全省转移和输出农村富余劳动力中，省外输出1076.6万人，同比下降2.7 %。
(二)农民工就业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分析一季度各方面的情况：一是从就业区域看，省内和省外转移就业平分秋色。省内转移占52.9%，同比增长3.3%，主要分布在成都经济区、川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东北经济区和川西北经济区;省外转移占47.1%，同比下降2.7%，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西藏、新疆地区。二是从组织方式看，从自主分散逐步向集中统一转变。政府组织转移占0.5%，同比增长0.09%;自发转移占74.98%，同比下降3%;民间劳务输出明显增加，劳务输出组织机构的信任度在劳动者心中得到有效提升。三是从行业分布看，由建筑业、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逐渐转移到电子商务、物流快递、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家庭服务等新业态。建筑业占21.98%，同比下降1.5%;制造业占43.94%，同比下降2.3%;电子商务、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14.05%，同比增长3%。四是从年龄结构看，逐渐实现年轻化。我省xxxx市20岁以下农民工占5.94%，21-30岁占26.14%，31-40岁占24.01%，41-50岁的占35.61%、增长4%，51岁以上占8.3%。五是从文化程度看，拥有一技之长的逐渐增多。小学学历占16.3%，初中学历占71.09%，高中学历占10.12%，大专及以上学历占1.97%。同时，通过参加培训后再就业占比逐年提高，农民工从打工谋生型向体面就业型转变、从体力劳动型向技能操作型转变加快。
(三)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稳步增长。从广安市6县(区)统计情况看，2015年农民工月均非农收入为2600元左右，同比增长10.8%，其中月均收入1500元及以下的占6.7%;1501~2000元的占12.6%;2001~2500元的占15.5%;2501~3000元的占14.5%;3001~3500元的占20.7%，3500元以上的占30%。月均收入在2001元以上的'农民工占到了80.7%，比上年增加了9.6个百分点，呈现出收入逐年增长，低收入者比重减少的趋势。增长幅度的高低正好与绝对收入的高低相反，收入越高增幅越小，呈现出差距缩小的趋势。
同时，加大农民工欠薪治理工作，保障其合法权益。在全国率先构建由主管部门欠薪处理责任制、总(专)包企业工资支付责任制和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制组成的欠薪治理体系，实行目标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坚持一地举报投诉，区域联动受理，涉案1000元以上的挂牌督办、追踪到底。建立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制度和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完善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对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优先受理、优先开庭、及时裁决、快速结案。2015年，我省未发生一起农民工欠薪群体性上访事件。
(四)农民工回乡创业就业数量有所增加。省上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的实施意见》《xxxx省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纲要(2015~2017年)》等政策，省级财政安排1.7亿元用于返乡农民工创业风险补助，大力扶持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归雁经济发展成效明显。同时，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采取校企合作、订单培训等方式，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计划，一季度省级财政安排2000万元，用于返乡农民工初创培训、创业辅导和创业技能提升补贴。据统计，2015年全省返乡创业人数约8万余人，同比增长10%;创业农民工人数5万余人，同比增长12%;回乡创业企业7000余家，同比增长20%，带动新增就业人员40余万人。返乡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工业园区、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领域;返乡农民工创业主要集中在种养殖、餐饮住宿服务、家政服务、批发零售等领域，逐步从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加法向回乡创业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乘法转变。一季度，全省返乡创业就业人数达3万余人，同比增长2.3%。
(五)城镇企业用工需求出现结构性变化。主要是技工需求增加，用工成本上升。对xxxx市200户企业调查问卷分析，企业用工需求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传统制造业、机械、盐化工等企业，除补充少数技术性岗位外，招工量较小;新兴产业和转型升级的企业，对技能型人才需求增加。从节后企业用工需求来看，技能型劳动力需求占用工总数的26.51%，同比增长8.12%;服务业、劳动密集型等对劳动技能要求不高、工作时间较长、工资待遇不高的企业，出现了大量的用工缺口。与此同时，企业用工成本在不断攀升，据了解，我省城镇企业今年用工成本同比平均增幅在10%左右，个别企业达到20%，特别是五险一金比例高、融资成本高。
(六)广大农民工对市民化持谨慎态度。从我省2015年情况看，进城务工人员在市民化意愿方面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半数以上进城务工人员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不想再回农村的比例仅为14.8%，有53.8%的明确表示不愿转户口，目前只是暂时待在城里，还有31.4%的持观望态度，视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定。 二是省内中等城市是进城务工人员落户城镇的首选地 。在被问及如果落户城市，您会首先选择落户的城市是哪里，82.4%的受访者选择大中城市市区，列首位的是省内地级中等城市市区，占比达55.7%，其次为成都市区，占22.7%，选择省外大中城市市区的占4%，而愿意落户省内县(市、区)的只有14.9%，反映出进城务工人员看好省内大中城市。 三是进城务工人员对用农村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权换取城市住房存在较大分歧。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如果转为城镇人口，您是否愿意用农村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权换取同等价值的城市产权住房，受访者态度不一，分歧明显，愿意者、不愿意者和犹豫难定者各占三分之一左右，不愿意者占比略高，达35.3%，在愿意者中还有32.2%的或愿用宅基地或愿用土地承包权换取城市住房。总体看，受访者对用农村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权换取城市住房态度较为保守谨慎。四是半数以上进城务工人员愿将农村医、社保转换为城镇医、社保。调查显示，有52.6%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将农村医保、社保转换为城镇医保、社保，分别比不愿意者、犹豫难定者的占比高了31.5个和26.3个百分点。
究其原因：一是城市生活成本高、城乡户口差别不大、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以及农村土地有较大增值潜力，是影响进城务工人员不愿落户城镇的四大主要因素。二是收入低、房价高、就业不稳定，是影响进城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三大主要障碍。三是住房、养老、子女义务教育三大难题，是进城务工人员的主要诉求。
对此，我省各地作了一些探索：一是在户籍管理上，除成都市外，已经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施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全面放开农转城限制，适当放宽农村迁移限制，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绿色通道。二是在创业就业上，在项目立项、创业场地、税收优惠、金融信贷、创业扶持和创业服务等方面对农民工就业创业加大支持力度，落实就业援助、自主创业扶持和职业培训政策，帮助其在城镇稳定创业就业。三是在住房保障上，建立了租购并举体系，坚持商品房、保障性住房多渠道供给，支持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购买自有住房，并给予财政补贴，同时，拿出部分保障性住房定向分配给进城农民工。四是在社会保险上，畅通城乡养老保险渠道，实施新农保、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移和接续，将符合条件的进城农民工全部纳入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范围。五是在平等就医上，稳步提高政府补助标准，同步提高个人筹资水平，大力实施双向转诊，分级诊疗，城乡居民均可平等享受省内任意医疗设施设备，全部纳入统一卫生防疫体系。六是在子女就学上，统筹保障随迁子女就学权利，把常住人口，包括随迁子女纳入到区域教育的发展规划之中，保证所有进城农民工子女在居住地就近就学。七是在社会救助上，进城农民工出现生活等困难的，按照规定提供社会救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临时救助和城市医疗救助。八是在农村权益上，固化农村权益，把农民的承包地、林地、农房等资源，变为可出租、抵押、变现的资本，成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购房等方面的资金来源，解决农民工后顾之忧。个别市州还在支持农民带地进城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三、存在问题及几点对策建议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民工工资由大幅增长进入稳步增长阶段，增幅有所放缓;部分建筑业、制造业和产能过剩行业持续低迷，企业新增用工缺口开始收窄;农民务工工资水平在经过前几年快速提高后，已处于较高水平，农民工工资水平增幅趋缓;加之我省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例总体偏低，技能水平不高的问题较为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和更高水平增收。此外，受人口出生率下降、老龄化的影响，可转移劳动力人数将迎来拐点;尚未转移的劳动力，大多年龄偏大或学历偏低，转移的难度较大。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意见：
一是强化政府责任落实。目前，我国有近3亿农民工，分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对于如此庞大人群的管理和服务，各级政府还处于真空地带，尤其是在解决农民工诉求方面，存在着踢皮球和相互推诿现象。建议具体明确一个综合协调部门为农民工的主管部门，牵头成立联席会议制度，明确部门职责，理顺各级关系，联合作战，形成合力，系统解决农民工就业创业和市民化问题。
二是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大力推动农村产村七权确权登记颁证，建立健全产权流转交易体系，完善产权权能，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有偿退出等改革措施落地，从法律层面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让农民工带着权益进城，留得下、能生活。尽快明确土地承包经营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对第三轮土地承包期限给予明确，一方面有利于防止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结束后产生新问题、新矛盾，另一方面有利于政府、集体和农民尽早作出选择。
三是加强对农民工技能培训。加大政府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经费投入，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群体开展精准培训，着力培育一技之长，扶持就业创业。对于农民工技能培训，要强化行业协会培训、企业自主培训，充分发挥用工企业主体作用，建立健全现代学徒制度，以生产带培训、老手带新手，实现就学即就业，避免学用脱节和第二次培训。对于农民工创业培训，要从国家层面制定职业农民培养综合计划，实施职业培养战略，提出培养职业农民的战略性任务、阶段性目标和具体举措，重点培训一批种养殖大户和经营能手。
四是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跨出农村的那一天起，就不准备回到农村去，如果无法融入到城市，长期在城市中找不到理想位置，就会有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当前除了关心农民工的经济利益外，还要从社会公平公正出发，关心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社会地位平等、民主政治权力等，让他们能在居住的城市真正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当选人民代表和进入政府、社区管理层;要完善相应的人民团体制度，通过加入工会等组织，积极参与民主管理，使他们最终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实现新城市人的目标。
五是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加快地方法制建设步伐，健全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机制。督促用人单位抓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促进就业法》《社会保险法》《工会法》等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按照平等、公正、共享的原则，加快制订和建立适用所有劳动者群体权益的地方性法规政策体系。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严厉处罚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坚决杜绝用人单位违法使用童工、恶意拖欠克扣工资、违章盲目指挥生产、逃避社会责任等现象。建立农民工维权长效机制，畅通农民工维权诉求渠道，加大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力度，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社会群团组织在维权中的重要作用。
农民工调研报告 篇3
19XX年以后，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产业工人，也就是媒体所称的“农民工”。“农民工”这个概念的出现是国家将公民划分为城乡两种身份的的结果，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许多城市中，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不被他们所服务的社区所接纳，甚至被排斥。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他们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
们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传承人类文化、向社会提供消息和娱乐为己任的都市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存在着失衡的状态。
媒介对农民工的污名化
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现象普遍存在。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在某些报道中似乎这些就是农民工的特征，一个地方一旦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目光投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中国传播学会会员、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博士生李红涛曾对《工人日报》、《北京晚报》、《成都商报》三份报纸一年间的112则报道样本做了内容分析，结合“以农民工为主角的个体事件报道中的事件类型”，考察了“农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结果发现，农民工在媒体报道中完全纯负面形象的比例为9.8%，若将负面形象与“被侮辱与被损害”形象中偏向消极的形象建构累加起来，应该在20%～25%之间。在个别事件的报道和一般化的对农民工形象塑造中，都存在着对农民工污名化的倾向。
在媒介视野中，农民工被塑造成为主流群体的“他者”而存在，他们被认为是弱势的、病态的群体，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农民工的讨薪欠薪难题、农民工权益保障、政府部门有关农民工问题的会议和政策、社会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关议题，不难看出，报道中农民工被打上无力、无能、需要扶助等弱势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
媒介中的农民工失语现象
面向城市人群的都市报近XX年来发展迅猛，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至少1～2家都市生活娱乐类报纸，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受众只拥有一家全国性的日报。而流行杂志所面向的读者群是城市中产阶级；广播电视节目的策划追求中产阶级的格调和口味；号称新媒体的网络不仅在入口处就已经设置了经济文化的多重障碍，而且各网站的定位有着更明显的城市化、年轻化、小资化的取向。根据一项外来劳工社会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中有40%的人平时参加打牌、逛街、喝酒一类的娱乐活动，35%的人平时没有娱乐活动，只有25%的人平时有看电视、上网、读书报等媒介接触行为。这样的情况表明，愿意接触媒介的农民工并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媒介针对弱势群体的节目太少造成的，媒介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农民工形象被曲解的深层原因及后果
传媒对农民工的歧视，最本质的原因是传媒产业化促使传媒极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他们常常或主动或被动地将信息资源交由市场规则来进行分配。出于信息成本的考虑，他们到农村去获取新闻信息的成本远远大于在市区内，而收益却非常小。所以，农民工的信息表达权就在这样的经济利益权衡下丧失了。
其次，城市市民的观念向媒体流动，导致了媒体对这一城市外来群体的歧视。很多城市人自视甚高，认为农民工的素质低，为了迎合这些市民的论调，媒体的宣传也逐渐趋向与市民一致，在报道上歧视农民工。
第三，媒介产品的消费者是双重的，第一重是被受众消费，他们消费的是媒体的实体产品，即报纸上的新闻或者电视上的节目等；第二重是被广告客户消费，广告客户借助媒体在受众中形成的注意力和知名度，付出一定的金钱来获得一定的时间或空间用以宣传自己的产品。媒体的第二重消费尤其重要，因为媒体需要这些收入来获利。而广告商在选择媒体的时候，除了媒体的知名度以外，更会在意媒体的受众是否和自己产品的目标消费者相契合；而从购买力和影响力上来说，农民工不是合适的对象，相反大众媒体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群，也就是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所以农民工的'话语表达空间就牺牲在媒介的市场逻辑之下了。
谭诚训认为，农民工的社会形象错位，是由媒介无形中产生的城市视角造成的。媒体只报道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势形象，而他们的强势形象却一直被忽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集中反映出我们媒体中存在的那种偏狭的城市视角。通过这样一种偏狭的视角，农民工在媒体上呈现的只能是弱势和边缘的一面。
作为现实状况，传媒歧视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但是传媒歧视的长远影响不但会日益加剧社会的知识信息鸿沟，破坏平等公正原则，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会影响和扭曲大众传媒自身的发展，导致传媒最终丧失作为公共领域的价值。
都市媒体如何平衡农民工群体的报道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媒介作为社会整合的纽带，加强社会各阶层的交流、理解和融合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今后的农民工报道中，媒介应该多给予他们关注，全面描绘他们，一方面加强主流人群对他们的理解，另一方面帮助他们寻找社会认同感。
首先，不要把农民工仅仅看作是农民，而要把农民工看作是城市人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一个强大的利益诉求的表达阵地，让大众传媒发挥社会利益平衡器的作用。其次，都市媒体在确立受众定位时，应该扭转城乡二元体制下养成的思维方式。再次，媒体的报道要多联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和合同法等，帮助民工维护他们的权益，而不应该只沉迷于事件的冲突性，追求报道的刺激性。现在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一些相关法规，将会更多地出现在民工权益报道中，成为新闻点，这样的民工报道将更有指导性和实用性价值。
农民工调研报告 篇4
摘 要：《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1年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月均工资比20xx年增加625元,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最新情况;调查报告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1]。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的估算,20xx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为1.2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尽管农民工群体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一直受到不合理的待遇,存在各种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政府在近几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方针政策,设立了维护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组织和机构,加强了对农民工问题的治理。20xx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这是国务院首份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综合性文件。《国务院意见》将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升到“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的高度,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比较全面地提出了解决农民工诸问题的思路、任务和具体措施。一年来,《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如何?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怎样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20xx年2~3月,武汉大学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在武汉、广州、深圳、东莞和湖北省、河南省等部分农村进行了一次农民工最新情况的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收回问卷812份,有效问卷765份,接受调查的农民工的就业地分布在19个省市、输出地分布在28个省市,涉及农民工的各种问题81个。以期通过调查获得的数据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的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以及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其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对《国务院意见》的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并提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政策建议。
1 农民工群体的基本状况及其变化
1.1 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略有增加,仍以青壮年为主
在763个样本中,平均年龄为33岁,其中16~25岁的占28.8%,26~30岁的占12.3%,31~40岁的占31.4%,41岁以上的占27.5%。与20xx年相比[2],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提高了4岁,30岁以下的农民工比重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4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增加了近12个百分点。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30岁以下的占53.8%;男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4岁,30岁以下的占38.5%。
1.2 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
从文化程度看,20xx年初,文盲/半文盲占3.3%,小学文化程度占16.6%,初中文化程度占59.6%,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占18.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7%。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83%下降到80.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17%上升到19.5%。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在本次调查中,农民工的平均文化程度为8.7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仍高达80·5%。在对“阻碍你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的回答中,16·4%的农民工认为“文化程度太低”是最主要的障碍,这在所有选项中是最高的。
1.3 农民工从事的行业部门有所扩大,但仍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就业部门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但是农民工的就业部门仍然比较集中。在720个样本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分别占42.1%和36.7%,二者共占78.8%,其次依次是社会服务业占6.4%,批发零售业占4.4%,住宿餐饮业占3.8%,采矿业占2.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0.8%,其他行业占2.4%。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也逐年加大。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22%,20xx年占占25.2%,20xx年占30.3%,20xx年初达到42.1%;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16.6%,20xx年占16.8%,20xx年占22.9%,20xx年初达到36.7%。
1.4 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增加,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但大部分农民工认为他们在打工地的经济地位仍然不高
调查显示,20xx年初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8 588元,人均收入4 408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3 314元,人均农业纯收入1 094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6.7%。根据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20xx年,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6 065元,人均收入3 587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2 681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4.9%。与20xx年相比,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虽然,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并有68·2%的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当地农村居于中等以上,但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这种反差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1.5 东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但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增加,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调查表明,中部和西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出地,而东部地区仍然是主要的输入地。在本次调查中,中西部地区输出的农民工比例为71.4%,比20xx年高出4.4个百分点;[2]57.9%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就业。虽然农民工的输出输入地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出现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农民工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比重有所提高。20xx年初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比20xx年的70%下降了12个百分点,而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则较20xx年的14%上升了13个百分点,达到27%。二是跨省、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下降。20xx年跨省和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0%和35%,20xx年初,这一比重分别为48.6%和32.4%,分别下降了1.4和2.6个百分点。
2 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积极变化和存在问题
2.1 农民工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工资水平仍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xx-2004年,农民工月均工资由659元上升到780元,增长18.4%。而在20xx年初,农民工月均工资超过1 300元,达到1 305元,比20xx年增加了625元,增长80·1%,可见20xx年以来,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加快。从各月均收入组看,20xx年初月均800元以下的低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如月均收入在300~500元的农民工占2·9%,比20xx年下降了14·9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500~800元的农民工占15·6%,比20xx年下降了21·4个百分点。月均800元以上的较高收入组的农民工的比重则大幅度增加,如月均收入在800~1 000元的农民工占32·0%,比20xx年提高了15·6个百分点;月均收入在1 000~1 200元的农民工占13·1%,月均收入在1 200~1 500元的农民工占17·2%,1 500元以上的的农民工占19·2%,三者合计,即1 000元以上的农民工达到49·5%,比20xx年提高了28·3个百分点。
虽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显著低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农民工20xx年初的'月均工资仅相当于20xx年11月全国职工月均工资的85·4%。此外,20xx年初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5 h,大大超过了城镇职工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果按20xx年城镇职工每周工作47·8 h计算,则20xx年初农民工小时工资仅为20xx年全国职工小时工资的62·8%,农民工的相对工资水平就更低了(20xx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2 工资拖欠问题有所缓解,但一些行业和地区工资拖欠问题依然严峻
在此次调查中,65·4%的被调查对象从未被拖欠过工资,18·8%的偶尔被拖欠过工资,15·8%的经常被拖欠工资,人均拖欠工资384元,而且大多数农民工通过与雇主协商等方式已经追回其中的85%。与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20xx年的调查数据相比较,偶尔或经常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降低了13·7个百分点,人均拖欠工资也下降了近600元,追回的工资比例则上升了1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近两年来,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从行业和地区的工资拖欠情况看,工资拖欠的行业结构基本保持不变,而地区结构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建筑业的工资拖欠问题仍然最为严重,制造业次之,服务业最好。在工资拖欠问题最为严重,政府集中治理力度最大的建筑业,工资拖欠的比重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在本次调查中,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仍达到44·5%,比全国平均值高出9·7个百分点。在服务业,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占19·4%,比全国低15·2个百分点。从农民工输入地的地区结构看,作为农民工最为集中的东部地区,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的地区,因而也一直是政府治理的重点地区。从本次调查的结果看,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部地区已经超过东部成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东部地区则成为程度最轻的地区。在西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达到58·3%,比全国平均高出23·7个百分点;而在东部地区,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低2·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情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全国高出2·3个百分点。
2.3 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有所改善,但大部分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和工作的途径仍然以非正式途径为主
调查显示,有17·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政府组织,7·0%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职业介绍机构,而这一比例在20xx年分别为1·9%和12·6%,两者合计共提高了9·9个百分点。表明农民工就业的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政府提供的就业服务有所改善。但是农民工的非正式信息渠道和就业途径仍然居于主导地位。20xx年初,75·6%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过政府组织和职业介绍机构,85·4%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82·3%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依靠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只有4·2%的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职业介绍机构和政府组织,5·8%的农民工则是将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作为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上述对农民工找到工作最有帮助的信息渠道与农民工获取工作信息的主要渠道基本上一致。由于缺乏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帮助和政府与职业介绍机构的依靠,仍有11·6%的农民工认为找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就业信息和没有人帮助。
调查显示,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81·6%的是在1周以内,11·7%的是在1个月内,6·6%的是在1个月以上,而未使用过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时间,这一比例分别为70·4%、17·6%和12·0%。虽然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使用亲戚、熟人和老乡等个人关系比不使用个人关系能够更快地找到工作,但是通过政府组织、职业介绍机构、报纸电视等媒体以及人才市场等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的平均工资,要高于通过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和街上张贴的招工广告等非正式渠道获取工作信息或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在本次调查中,前者的月均工资为1 348元,后者的月均工资为1 267元,前者比后者高出81元。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2]。那么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为打工主要目的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为什么不愿意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政府组织或职业介绍机构呢?主要原因是相关组织机构宣传、服务的不到位以及这两种方式本身的不规范、不完善,导致农民工不得已而选择其他的非正式途径。在本次调查中,6·8%的农民工认为以上两种途径费用太高,26·6%的农民工对以上两种途径缺乏信任,害怕被骗,13·0%的农民工仍然不知道利用以上两种途径,53·6%是由于有了亲朋好友等个人关系的介绍等原因而放弃使用以上两种途径。
2.4 农民工超时加班现象依然严重,大部分农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
调查显示,20xx年初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每周平均6·5天,每天平均10·0 h,比20xx年3月的每周平均6·6天和每天平均10·01 h略有下降,但大大高于城镇职工的平均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超时加班就成为农民工工作的常态。60·9%的农民工表示他们要经常加班,54·1%的农民工表示在节假日不能得到休息。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很多工种岗位具有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特点,超时加班工作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虽然农民工要经常加班,以牺牲健康权和休息权为代价,但是很多农民工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在经常加班的农民工中,有40·6%的没有加班费。在节假日的加班中,更有60·1%的没有加班费。
2.5 虽然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较高,但农民工的社会满意度较低
20xx年初,农民工对目前打工的企业和工种岗位的评价较好,满意度较高。在农民工对打工单位的评价中,对打工单位“很满意”的占5·2%,“较满意”的占25·3%,“一般”的占52·5%,“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仅占14·6%和2·4%。农民工对目前的工种岗位感到“很理想”的占5·4%,“较好”的占29·7%,“一般”的占49·5%,“较差”和“很差”的仅占12·8%和2·6%。与20xx年相比,农民工对企业和工种岗位的满意度都有所提高。从社会地位方面看,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47·6%的农民工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20·3%的被访者感觉社会地位不高,个人尊严方面曾经受到过伤害,9·6%的农民工担心受城里人的歧视。
2.6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许多制约因素
与20xx年相比,20xx年初,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均有所提高。20xx年初,有66·5%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参加社会保障,比20xx年的参保意愿提高了11·5个百分点;实际参加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总人数的26·2%,8·0%,13·0%和4·8%,比20xx年分别提高了19·8,6·2,11·2和4·1个百分点。说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依然很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意愿和实际参保率都有待提高。
2.7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愿意市民化,但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的障碍和困难
只有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才算完成,只有尽可能多的农民工成为市民,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才能改变,农民工问题才能最终消失,“三农”问题也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大部分农民工愿意脱离农村、实现市民化,而且这种愿望还在增强,但是他们融入城市仍存在很大障碍和困难。在接受调查的757位农民工中,在条件或政策许可的情况下,67·8%的希望脱离农村,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一比例比20xx年提高了13·3个百分点;不希望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仅占32·2%。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在收入和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调查显示,在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最主要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里人收入高,生活更好”、“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农民负担太重”、“农民社会地位太低”,分别占33·7%,21·0%,13·9%,10·6%(见表1)。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来自城市的工作、生活压力和风险。农民工不希望成为城里人的原因中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城市压力大,不如农村生活舒适”、“城市就业风险大,害怕失业后生活没有保障”、“城市房价太高,买不起住房”、“城市生活费用太高”,分别占22·7%,21·9%,14·6%,11·2%(见表2)。
尽管大部分农民工希望脱离农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在694个样本中,87·0%的农民工认为还没有成为市民,5·8%的农民工不清楚自己是否已经成为市民,只有7·2%的农民工认为已经成为市民政策性因素是阻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最主要原因。在没有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中,25·6%的认为是政策原因造成的,只有11·3%的是不愿意成为市民。此外,虽然有63·1%农民工的认为是自身还不具备成为市民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这部分农民工真的不能在城市生活下去,而是恰恰反映了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对农民工成为市民的条件要求过高,从而农民工也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审视自身的条件。在农民工认为成为市民的最主要标志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取得了城市户口”和“在城市购买了住房”,分别占37·9%,25·6%和17·7%。这些成为市民的标志或条件本身就是由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设置的,在现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背景下,农民工确实很难具备这些条件。在影响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因素中,92·3%的农民工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过高的房价,还有6·6%的农民工认为是农村土地制度。
农民工调研报告 篇5
去年下半年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外向型中小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甚至停产倒闭，导致大批外出农民工回流返乡。为准确把握农民工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时、准确地为政府提供农民工外出、返乡、就业和培训等情况，近期，我们就xx区返乡农民工情况进行了一次专项调查。
全区农民工返乡现状
xx区
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区县，20xx年全区劳动力总人数15.5万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6.4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1.2%。从调查统计的情况分析，全区农民工返乡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返乡和外出人数“一减一增”。从劳动部门统计数据来看，农民工返乡人数呈逐月回落态势。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返乡农民工人数分别为19058人、20479人、21712人，环比分别增长7.5%、6%，四月份返乡人数增幅较三月份下降1.5个百分点。二、三、四月份外出就业人数分别为10036人、13244人、17496人，环比分别增长32%、32.1%，四月份外出人数的增幅较三月份外出人数增幅上升0.1个百分点。外出就业人数的环比增幅远远高于返乡人数的环比增幅。
返乡人员务工地比较集中。调查发现，返乡前80%的外出农民工集中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域，主要从事制造、建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企业效益下降是农民工返乡的主导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广泛，无论是出口外向型企业，还是物流业、建筑业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企业因产品积压、销售不景气甚至倒闭破产，导致农民工无法维持正常生计而返乡，这类情况占到70%。但有30%的农民工受强农惠农等大好政策的吸引（如粮食、农资综合等各项补贴政策以及一些新的土地优惠政策）决定返乡从事农业生产。
培训力度加大。为提高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创业技能，xx区积极组织落实农民工参加各类劳动技能培训。截至4月份，全区农民工参加培训人数达1523人，其中返乡农民工参与培训481人，占农民工培训人数的31.6%。
农民工返乡利弊分析
农民工返乡既有利好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
有利方面：一是有利于优化农业生产队伍结构。外出的农民工长期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更新了观念，积累了资金，学到了内地从未有过的先进经验，返乡农民工带回了资金、技术、观念和经验，使农业生产队伍得到进一步的壮大和优化，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有利于家庭稳定和谐。青壮年农民工的返乡，将大大减轻留守老人的生产生活负担，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有了规律和保障，老人不再孤独，儿童不再孤单。
不利方面：一是外出劳务收入减少，直接影响农民增收。二是就业压力加大。据劳动部门四月份统计显示，返乡农民工累计21712人，今年外出就业人数17477人，未就业4235人，占返乡人数的19.5%。三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农民工整体素质相对较低，若长时间未能实现就业，难免出现急躁、埋怨等不稳定情绪，甚至暴露出过激行为，给维稳工作增添不利因素。
建议
针对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的`实际，要抓好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工作。
认真抓好农民工返乡情况统计监测。充分发挥乡镇、街道办事处基层劳动保障服务站的职能作用，深入村组逐户开展调查统计，及时掌握和上报农民工返乡动态信息。劳动保障部门要及时对返乡农民工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劳动力需求、农业生产特点等情况，提出对返乡农民工培训、再转移就业、创业的对策意见，为返乡农民工做好服务打好基础。同时借助报纸、电视等重要媒体开办专题栏目，搞好政策宣传、及时发布就业信息。
强化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由劳动保障部门牵头，各相关单位密切配合，结合返乡农民工的实际、适应转岗转业和结构调整的需要，大力开展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为返乡农民工就地就业和创业提供优质服务，为实现再务工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打好基础。
引导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一是进一步发展壮大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种养、旅游休闲服务业的生产经营规模，鼓励吸纳当地劳动力，为返乡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二是各乡镇要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规模种植，创办乡镇企业，吸纳本地返乡人员就地务工。如四都坪乡即将启动的五倍子万亩种植基地和钒矿开采项目都将有效地吸纳本地返乡农民工，为其创造再就业机会。三是抓住国家扩大内需机会，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农田水利、交通、沼气工程等农业项目建设，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四是加强区域劳务合作，通过招商引资，促成项目建设，实现农民就地就近开展劳务创收，为农民工外出务工开辟新的渠道。
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要发挥大量农民工返乡带来的人力、技能、财力、新思想、新观念这一优势，引导鼓励扶持有创业愿望和创业条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规模种植、养殖业，兴办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政府在工商登记、税收、信贷、土地使用等方面要给予政策倾斜。
落实好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摸清返乡农民工实际生活情况，保障返乡农民工的正常生产生活。同时确保返乡农民工子女正常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