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读书笔记
文学网整理的《论自由》读书笔记（精选9篇），供大家参考，希望能给您提供帮助。
《论自由》读书笔记 篇1
我推荐的很多本书中，都有着一种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对现实生活的反抗与厌恶。而作为我自己呢，我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又对这世界抱着怎样的态度。
我记得《活着》里的福贵，那样的艰难的，却还是想活着。我是怎样呢，却也还是想活着。
《论自由》一书中谈到“基督教道德”——它本质上是一种倡导消极服从的教义;它教人服从一切已经确立起来的权威当局。
我曾经想成为一个反抗规则的'人，想活的帅气又潇洒，后来我发现，真的很累，甚至会在不断得反抗中，忘记自己所追求的。后来，我想成为一个活给自己的人，开开心心，做最少的消耗，追求心灵的平静。
有极致简单的生活，做当下最想做的事。
18岁之前，为了别人活着;18岁以后，想为了自己活着。可是，人总是自以为是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正如《论自由》中所言“如果仅仅只是循规蹈矩，那他就没有做出任何选择”。因为想要的东西太多，所以，我总是努力变得优秀，而为了变得优秀，我好像又在循规蹈矩。“开始只是搁置自己的本性而不用，最终至于根本没有了可以遵循的本性”，我给自己限制了太多，以为循规蹈矩得变优秀就可以找到自己，可是，真的是这样么？
很多事情看的比原来通透，也比原来更无奈了。我生如蝼蚁，却妄图去改变的无力感。而这种无力感的来源，更像是《论自由》中的，多数人暴行。“人民的意志实际上只是大多数人的意志，或者是人民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人的意志;而所谓大多数人又或者只是使他们自己成功的被接受为大多数人的那些人而已;结果就是，人们也会要求压迫总体中的一部分人。”
我从前想成为少数派，那是年少时自以为是的中二梦，而我现在只想成为我自己。
约翰-穆勒，《论自由》，可是，什么才是自由呢？
或许你会在书中，找到自己的答案吧。
《论自由》读书笔记 篇2
密尔说：“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密尔又说：”凡显系一个人义务上当做的事，而他不做时，就可要他对社会负责，这是正当的，须知一个人不仅会以其行为遗患他人，也会因其不行动而产生同样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要他为此损害而对他们负责交代，都是正当的。“
密尔是不是缺失对一种极端情况的考虑？也就是当一个人必须牺牲自己才能保全他人，这是不是一种义务？而当他决定不履行此义务时，他人作为惩罚而将他就刑，这是不是另一种作为负责和交代的方式呢？
密尔认为自由的三个领域：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着最广义的良心的自由；要求着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着在不论是时间的或思考的、是科学的、道德的或神学的等等一切题目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第二：这个原则还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自由订定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当然也不规避会随来的后果。第三，随着个人的这种自由而来的，在同样的限度之内，还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这就是说，人们有自由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
以上大概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三者并不是毫无关联的，而是递进的
密尔说：”应合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言论压力）比违反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是同样有害，或者是更加有害。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
这是不是有一些道德洁癖，仿佛并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的所为，如果如密尔所说，那么我以上第一个疑问就已经在密尔这儿得到解决。但是密尔又确实是一个实在的功利主义者，他的功利主义更为深邃，他又说：”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保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按：注意，他们是自我剥夺的）；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然而关键在于”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仍然是一个罪恶“
或者我说错了，那并不是道德洁癖，而是真正的功利主义，用苏格拉底的那句话来说在合适不过：”雅典人，你们对于你们自己的戕害要远过对我的戕害。“
密尔说：殊不知决定他在这无数世界之中要选取哪个作为信赖对象乃仅仅是偶然的机遇，殊不知现在使他在伦敦成为一个牧师的一些原因同样也会早使他在北京成为一个佛教徒或孔教徒——-而这些他就不操心过问了。可是，这一点是自明的，也像不拘多少论据能够表明的那样，时代并不比个人较为可能错误一些；试看，每个时代都曾抱有许多随后的时代视为不仅伪误并且荒谬的意见；这就可知，现在流行着的许多意见必将为未来时代所排斥，其确定性正像一度流行过的许多意见已经为现代所排斥一样。
这段话美妙，但是容易遭到驳斥，就这样的观点很容易使人无所适从，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呢？人到底应不应该按着自认为正确的去行事呢？密尔在以下作了解答：我们之所以可以为着行动之故而假定一个意见的真确性，正是以有反对它和批驳它的完全自由为条件；而且也别无其他条件能使一个像具有人类精神能力的东西享有令他成为正确的理性保证。
从这段想到独立宣言的第一句：我相信一下真理是不言而喻……而自由的真谛就在于允许你不同意这样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真理。
密尔说：宗教自由的敌人们也觉到，若不用什么论据把马卡斯安东尼奥说成正当，就不可能替使用惩罚办法来束缚不信宗教的意见的行为辩护；他们在被紧逼的时候间或也承认上述的结果；于是他们就说：迫害基督教的人还是对的；迫害乃是天机早定的一个大难，真理应当通过而且总会胜利通过的，因为法律的惩罚最后终于无力反对真理，虽然反对为害的错误时则有时发生有益的效果。
这种辩解无论如何都非常虚弱，并且危险，因为在基督教处于弱势的时候，这种口吻可能会害死教徒。
若谓只因其为真理便具有什么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挺占优胜，这乃是一种空洞无根的情操。须知人们之人新真理并不胜于他们之往往热心于错误。
真理所享有的真正优越之处乃在这里：一个意见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至它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
以上是密尔《论自由》中的《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章节，下面是第二章节《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
密尔引用了罕波尔特的一句话：人的目的，或说由永恒不易的理性诏谕所指令而非由模糊短暂的欲望所展示的目的，乃是要使其各种能力得到最高度和最调和的发展而达成一个完整而一贯的整体。所以“每人所应不断努力以赴特别是志在影响同人的人所应永远注视的目标，乃是能力和发展的个人性”
这大概和我所理解的萨特的存在主义有某种恰合，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也是，但是从动物到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彼刻人的本质显现，而现实中的每个人则都是分得这个本质的部分而非全部，所有的人则构成大写的人，人类即是人的本质显现，要让这种本质显现，那么每个人就应当努力完善自己，使“自由和境地的多样化”。
密尔说：不要因为不知怎样制作英雄就连制作英雄的材料也排弃掉。
人类曾有一个阶段，个性过强，社会性太弱，由而使得社会成员受损，因此历史进入一个自我调整的状态，但是由于人的弱点，矫枉过正，现在的情况就是社会就像使用了强性除草剂，良莠不分，统统消灭个性。
密尔说：要想给每个人本性任何公平的发展机会，最主要的事是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在任何时代里，只看这一项独立自由运用到怎样程度，就相应地可以知道那个时代怎样值得为后代所注视。就是专制制度也不算产生了它的最坏结果，只要人的个性在它下面还存在一天；反之，凡是压毁人的个性的都是专制，不论管她叫什么名字，也不论它自称是执行上帝的意志或者自称是执行人们的命令。
这段话似可以用来讨论威权和极权的区别，威权体制下还尚存个性，而极权不是。
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
我有时想在两个时代里，对一件事抱着截然相反态度的人其实是同一种人，今天反对民粹主义的人如果身处另一个时代中就会支持民粹主义，此一时彼一时也，并非善变，而是专一，他们总和一样东西作对，那就是“暴虐”，当君主暴虐时，他们用民粹矫正，当民众暴虐时，他们用英雄天才来矫正，这一类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怪癖”，然而“恰恰因为意见的暴虐已达到把怪癖性做成一个谴责对象的地步，所以为了突破这种暴虐，人们的怪癖才更为可取。”
密尔说：进步精神并不总是等于自由精神，因为进步精神或进步精神，因为进步精神会企图以进步之事强加于并不情愿的人民，而自由精神要抵抗这种企图，也会与反对进步者局部地和暂时地联合起来。但是进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
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平等还是要自由？平等和自由我们都要，但是如果两者择其一，那么要自由。但是人在这个选择中往往会迷失，一味强调平等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极权，而如果先有了自由，那么平等的希望仍然不会磨灭，美国的历史则是最好的例子。
密尔说：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个国族乃是一个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国族，因为他们遇有难得的好运，竟在早期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在某种范围内也就是一些即使最开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下也必须尊称为圣人和智者的人们所作出的事功。他们还有值得注视的一点，就是有一套极其精良的工具用以尽可能把他们所保有的最好智慧的人将得到有荣誉有权力的职位。毫无疑义，做到这个地步的人民已经发现了人类前进性的奥秘，必已保持自己稳稳站在世界运动的前列。可是相反，他们却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原封未动，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
读到这里，痛心不已。欧洲之得有前进的和多面的发炸，完全是受蹊径繁多之赐。
人类在有过一段时间不习惯于看到歧异以后，很快就会变成连想也不能想到歧异了。
两条格言：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
第一条格言我认为是社会干涉个人的限度，第二条格言则是个人自由以他人为界的表达。
密尔说：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一个人被允许割让他的自由，这不叫自由。
可是自由的另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人有处置自己的身体的自由，这两者相矛盾么？
“政府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不必自己操心去备办这个教育。……要知道，由国家强制教育是一回事，由国家亲自指导那个教育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要由国家主持一种一般的教育，这无非是用一个模子把人们都铸成一样，于是就不免随其有效和成功的程度而相应地形成对于人心并自然而然跟着也形成对于人身的某种专制”
若干国度中政治自由不充分建筑在地方自由的基础上便往往只昙花一现。
如果一国中所有高才竟能都被吸入政府的职务中去，那么一个趋向于做到这种结果的建议才真足以引起不安。这种行政极其愈是构造得有效率和科学化，网络最有资格的能手来操纵这个机器的办法愈是巧妙，为患就愈大。
要做到符合于效率原则的最大限度的权利分散；但也要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情报集中，还要尽尽最大的可能把情报由中枢散播出去。
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
《论自由》读书笔记 篇3
人类一见事物不复有疑就放弃思考，这个致命的倾向是他们所犯错误半数的原因。
一个专从教师或书本引得一切教训的人，纵使逃开了包围上来要使自己满足于生硬填塞的引诱，也总不会被迫去兼听双方，因而(甚至在思想家当中)，也就远远不会常在兼知双方方面有所成就。
只要反对者在这题目上表现了任何强烈情感，把对方逼得很紧，使对方感到难于作答，那么，他在对方看来就是一个无节制的反对者。
其中最严重的一些是：似是而非地进行论证、对事实或论据予以压制、把案情的各项因素举陈错误、或者把反对方面的意见表述错误。
总之，对于每一个人，不论他自居于辩论的哪一个方面，只要在其声辩方式中或是缺乏公正或是表现出情绪上的恶意，执迷和不宽容，那就要予以谴责，但是却不可由其在问题上所选定的方面，纵使是与我们自己相反的方面，来推断出那些败德个人的自由必须约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
人类的官能如觉知力、判断力、辨别感、智力活动、甚至道德取舍等等，只有在进行选择中才会得到运用。而凡因系习俗就照着办事的人则不作任何选择。
他所要求的一切只是指出道路的自由。至于强迫他人走上那条道路的.权力，那不仅与一切他人的自由和发展相矛盾，而且对这个强者自己说来也足以使他腐化。
人类中的一般中材不仅在智力上是平庸的，就是在意向方面也很平庸：他们没有足够强烈的嗜好或愿望能使他们向往于做些什么不平常的事，因为他们也不能理解有那种嗜好或愿望的人，径把那种人划归野性难驯和不知节制的一类，而那又是他们素所鄙视的。(比如我的室友们似乎就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我这么认真学习。我觉得她们学习态度很不端正诶。)
进步精神并不总是等于自由精神，因为进步精神会企图以进步之事强加于并不情愿的人民。
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除在一些私人联系很强的事情上外，任何他人对于他的福祉所怀有的关切，和他自己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浅的。
有很多人把他们所厌恶的任何行为看作对自己的一种伤害，愤恨它好像它对于他们的情感是一种暴行。
并且不论这事实看来怎样可怪，它到底在世人的普通观念和习俗中有其解释，那就是说，世人既教导女人把结婚看作一件必要的事，那便不难理解许多女人就会宁愿为诸妻之一，聊胜于不得为妻。
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一个人被允许割让他的自由，这不叫自由。
《论自由》读书笔记 篇4
《论自由》是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自由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书中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阐明“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并提出了自由的各项“原则”。关于“论自由”这本书，密尔在引论中开宗明义地说，他所要讨论的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全书要义可以概括为两条基本原则：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二、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
它将自由问题的探讨从国家与个人延伸到社会领域，深化了启蒙运动以来关于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的论述，成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集大成之作，它对个人自由的强有力的热情辩护，使之成为英文世界里捍卫自由的经典。
在对付野蛮人时，专制政府正是一个合法的型式，只要目的是为着使他们有所改善，而所用手段又因这个目的之得以实现而显为正当。现在看来，密尔的这句话是相当政治不正确的。一个如此强调“自己对自己负责，他人无权干涉”的人，怎么会觉得用专制来“对付”一个民族是正当的呢？原来，在密尔看来，野蛮人的种族就好像人类中的未成年人，他们无法对自己负责，需要成年人的照管。可是，如果密尔的这种看法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的文明种族是怎么长大的`呢？在人类刚出现的时候，可没有其他人来帮助、照管这些“野蛮人”啊。
对于某些意见，因我们自己的判断裁定其错误就拒绝倾听，为了更充分说明这种做法的危害性，看来有必要把讨论付诸具体的案例；而且最好我首先选择那些最不利于我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反对言论自由的论点，无论是从正确性上还是从有用性上来说都被视为是最强有力的。
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包括：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着最广义的良心的自由、思想和感想的自由、意见和情操的自由、发表和刊发意见的自由；第二，趣味和志趣的自由；第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
相应于一个人对自己的孤独判断之缺乏信心，他就常不免带着毫不置疑的信托投靠在一般“世界”的不可能错误性。而所谓世界，就每个个人说来，是指世界中他所接触到的一部分，如他的党、他的派、他的教会、他的社会阶级。我们所谓的世界，只是我们接触的那小小的一群人。虽然网络时代让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然而作为一个个体，能够接触到的人和观点终究还是少而又少的。在世界这只庞大的大象面前，我们永远是盲人。所以，我们盲目相信“世界”的看法，和盲目相信自己的看法没什么两样。
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如果在当今社会有完全的自由，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达到一个不一样的阶段。本书中提出最中心的就我们在不影响到别人的生活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绝对自由。但是现在的社会可以给我们有这样的自由吗？
《论自由》读书笔记 篇5
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所著的《论自由》，完成于1859年。该作品所论述的自由主要是公民自由和社会自由以及他们的权界关系。我国思想家严复把该书翻译书名为《群己权界论》。该书语句生涩很难读懂，我认真读了两遍，理出点头绪，理解感受如下：
密尔说：“个人的行为只要仅涉及自身而不涉及其他人的利益，他就不必要向社会承担职责。其他人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认为有必要时，向他提出忠告、指教、劝说以致回避，这些是社会向他的行为正当的表示不喜欢或责难时所能采取的唯一举措。对于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则需要承担职责，并且在社会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身利益时，个人还应当承当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这就是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权线界限。
密尔首先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个人自由务必是出自本人本能的行动：包括一是意识的自由，良心的自由，在思想和情感方面，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在科学、道德、神学和信仰方面，在发表和表达意见方面的自由。二是自由制定个人生活计划，自由按照所喜欢的去做，实现个性的充分发展。三是个人之间联合的自由。
同时，他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不仅仅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而且是人性的本质要求。这是因为人的性格千差万别，最了解自身需求和内心想要的，只有自己最了解最清楚。如果用千篇一律的一个模子和传统习俗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则使天下的人都变成相同的人或相似的人，个人没有了特点和棱角，丢失了独立思考的潜力，各种欲望和冲动也将失去，天才将被泯灭，社会日益同化，就会造就了碌碌无为的凡俗之辈，社会缺乏进取精神，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社会就会走向衰弱的命运。
相反，社会尊重每个人的特点和个性，个人自由的选取自己生活的方案，为了到达自己的目标，他就会使用自己的观察力去看，使用推论力和决定力去预测，使用活动力去搜集材料，使用思辨力去做决定，还要事前事后周密思考，对于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就会想法设法加以克服，以激发个性的充分发展，施展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最大的利益和价值，同时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社会需要天才，因为天才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来源。但是天才只有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才会发挥作用，并且天才本身就更具个性和特点。因此，社会在干涉个人自由时务必格外慎重，务必有严格的一个限度。因为那些决定在法律惩罚或者舆论支持之下大家遵守的行为准则，主要是社会的好恶，或者社会中一些有势力的部分人的好恶，制约人们行为的原则就是按照他们所愿意做的那样去做。社会和政府就应把能交给个人做的事情交给个人去做。这样不仅仅能发挥个人的活力，而且还能培养人们更多地社会实践经验和潜力，更加融入社会和政府之中，学会独立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潜力，不是永远依附于社会和政府。
我觉得读书不能就读书而读书，就应学以致用，把书中的智慧多与现实联系起来并加以思考融通，以在现实中得到借鉴。透过读该书我有如下启迪：
一、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家长生育孩子后，不仅仅满足孩子成长所务必的物质条件，还要把孩子培养成心智健康的社会人才。
因此需要家长做到，不要给孩子很多条条框框，只要大的原则不违背，就应给孩子更多的自由成长发展空间，让孩子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环境中快乐成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让孩子按照你所认为正确的轨迹发展。更为甚者，以为了孩子好为借口，强迫孩子务必听你的话，按照你的思维和思路教育孩子。这样做最后结果是好心办坏事。不要以为孩子十分听话就是好事，要学会让孩子有独立思考决定的习惯和潜力，不要怕孩子吃苦和失败，要让孩子能自己做的事情大胆的.放手让他去做。千万不要做越俎代庖的事情。同时要鼓励孩子敢想敢做，敢于尝试新鲜东西，并且勇于担当的精神。不要做循规蹈矩、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庸俗之辈。更不要做被世俗和习惯行为所禁锢的好好人。同时对孩子所犯的错误，要有一颗包容的心，培养孩子建立一颗独立思考，勤于实践，敢于挑战权威，追求自由精神，富有激情创新的新一代。同时也要尊重孩子的活法，因为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的活法。
二、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一个国家只要政治、法律与社会持续对多元化个性的宽容，社会就会充满个性、自主性与创造性。
如果一个群体是由有个性、有生命、有活力的个人组成，这个群体就会充满活力和生命。社会就应宽容那些有强烈欲望、激情、活力乃至冲动的人，欲望与冲突是制造英雄的材料，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动力源泉。19世纪欧洲的成功在于自由、在于个性和多样性。中国衰落的原因是缺乏自由、个性与多样性。欧洲的个人、阶级、民族之间，彼此都极不相像。他们都追求自我，敢于尝试，勇于突破，因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和成功。而中国的衰落在于国民的极为相似。在儒家文化一统天下，伦理道德、社会舆论成了人们头上的一项枷锁，以一样的格言和规则来管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把祖宗的东西变成永恒不变的法宝，墨守成规，夜郎自大，不思进取，在一片静止中走向没落。这不能不让我们痛心疾首。改革开放的实行，就是松绑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才有这三十多年取得巨大成就。其实个人和国家一样。没有个性，没有追求，没有紧迫感，就会落伍，就会淘汰。
《论自由》读书笔记 篇6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
在现今这个“自由”泛滥的时期，自由已经被高度的抽象化，然而自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古至今，对它的争论没有定论，而且还会无休止的进行下去。关于这个话题，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也表达了他的独特的观点。在此书里，密尔探讨了自由的涵义、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个性自由、社会权威的限度以及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等问题。虽然时过境迁，但是仍有绝大部分的内容至今仍会对我们产生启迪。
说到自由，让人不禁会想到这个问题：自由到底是什么？自由是什么？自由有很多种涵义，但密尔关注的是公民在国家中和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即所谓的“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在引论中，密尔有一个生动的比方：“在一个群体当中，为着保障较弱成员免遭无数鸷鹰的戕贼，就需要一个比余员都强的贼禽受任去压服它们。但这个鹰王之喜戕其群并不亚于那些较次的贪物，于是这个群体又不免经常处于须要防御鹰王爪牙的状态。因此，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自由。”我认为，这就是公民在国家中的自由，即政府统治下人们的政治自由，自由是一个抽象的含义，我们很难用几句话或者几个字就把它的全部内涵与外延概括出来，因此只能用一种现象来表述，密尔将自由分成“自然的自由”与“规则性自由”，所谓“自然的自由”或者也可以称为“最原始的自由”，这种自由i普遍存在于原始社会中，以强力为后盾，充满血腥与残暴的自由。
这种自由在整个社会中不是平等的享有的，由强力的大小决定，只要你拥有绝对的强力，凌驾于其它强力之上，你将拥有绝对的自由。而所谓的“规则性自由”也可以称为“制度下的自由”这里的“规则”包括了“法律、道德”等等，人们的自由首先就是必须符合规则，是一种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思想，同时这种自由在整个社会中应该是平等享有的，并且相互不能侵犯的。有一句名言“人人都接受法律的约束，人人都从遵守法律中获得自由。”而密尔所赞成的，正是“规则性自由”，并坚决反对的是“原始的自由”。
在这里我想讨论几组相互对立的词组：个人与社会，被统治者与统治者，自由与权威。
相对于社会，个人永远是个弱者，人们总是通过有限的理性去认识自己和社会，并通过法律使个人在社会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让自己的意志得以表达，从而实现人在社会中的最大自由。密尔说：凡主要关涉在个人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性，凡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每一个人都受到社会的保护，每个人对于社会也就应该有一种报答，那么这种报答要以何种方式？或者还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到底要遵守何种行为准绳？在密尔看来，首先是彼此互不损害利益，第二是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这些条件，如果有人力图规避不肯做到，那么社会是有理由以一切代价去实行强制的。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个人的行为要有一定界限，当一个人都行为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就对他有了裁判权。
这就让我想到了人类文明最初的时期，那时国家被分为两部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用这些权利对于被统治者施以压迫，剥夺他们的自由，当然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争取自由的过程，因此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权威被建立在选举、授权的基础上，他们不敢随意施设自己的淫威，被统治者就以为统治者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认为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威是统一的，但事实上，这是永远不可能达成的理想状态，密尔认为，这种情形会产生侵害自由的新情形，即多数的暴虐，多数人的意志决定一切不属于多数人的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被忽视；所谓的大家共同的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那部分人的意志，而其余的一直必定被忽视或受到压迫。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财政生活中已经显露出苗头的“多数的暴虐”忧心忡忡：“普选制度事实上使穷人管理社会。”“制定法律的人大部分没有应当课税的财产，国家的公共开支似乎只能使他们受益，而决不会使他们受害；其次，稍微有钱的人不难找到办法，把赋税的负担转嫁给富人，而只对穷人有利。这是富人当政时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因此，在穷人独揽立法大权的国家，不能指望公共开支会有显著节省。这项开支经常是很大的，这是因为立法抽税的人可能不纳税，或者因为他们不让赋税的负担落到自己身上。换句话说，民主政府是唯一能使立法抽税的人逃避纳税义务的政府。”(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38—239页。)这就表现出，民主做真正表达出的.只不过是大部分人，或者说是在社会的教育力量之下，使一些不愿意自己做出判断的人们形成的一种普遍观点，而这种观点，终究不能表达所有人的意志。
前文提到，社会总是在某种限度上干预到个人的生活，那么正确处理社会权威和个人自由之间的限度就显得至关重要，找出一个在实际中可操作的能被大家所接受的限度也正是密尔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密尔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研究该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言：凡是可以从抽象权利的概念（作为脱离功利而独立的一个东西）引申出来而有利于我论据的各点，我都一概弃置未用。的确，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但是这里所谓的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密尔把个人放在第一位，重视个人的自由与社会权威对自由最小的干预，社会对个人施以权威的方式主要有二，法律与社会舆论，密尔就是要找到一条准则，不论所用方式是法律惩罚下的物质力量还是社会舆论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在经过正确分析和功利平衡后，密尔找到了这条原则。
即：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为自己的好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避而远之，这些就是社会对他行为表示不满所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如果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它们来保护自己的话。密尔极力主张个人对社会的独立性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持谨慎态度，这与密尔所处的时期有着一定的关系，由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阶段，个人的作用比起社会整体的作用已越发不明显，使得该学说具有广阔的群众基础。因此密尔提醒人们不要失去自我，因为“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对于一个人的自己的利益（这里所指的是合法的利益），本人是关切最深的，社会对于个人所怀有的关切只是部分的，并且是间接地，因此社会权威无论以何种方式以对社会成员施以所谓的“保护”为理由，如果不被当事人允许或认同，那么对于社会成员的自由都是一种压迫与威胁，需要加以阻止，以社会成员特有的方式，那就是意见自由，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我们一定要争取到的是，完完全全的思想自由，讨论自由与个性自由，这样才会明清真理，纠正谬误，因为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
《论自由》读书笔记 篇7
该书是由英国作家弥尔顿与1644年所写，当时英国升职欧洲都处于高压政治下，言论自由显得弥足珍贵。弥尔顿是一位诗人，热情洋溢，关心政治，而他所发表的著名政论便是《论出版自由》一书。
此书从遥远先哲时代，来论述人的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他列举了雅典法官所禁的渎神和无神论文字以及中伤的文字。其中西塞罗虽然反对伊壁修鲁的看法，却没有任何命令禁止他们。之后也举了屋大维和提图斯的例子，充分列举了古代先哲的示范，同时折射出当时教皇和国会对思想的禁锢。
里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关于真理与缪误的解读。他说唯有保持言论自由，才能让真理战胜缪误。阅读好书与坏书怎么处理，弥尔顿巧妙地借用上帝之口来说“你不论拿到什么书都可以念，因为你有充分的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一个人的判断力怎么来，那是通过阅读大量书籍，积累大量经验形成的一种理性且正确的判断与认知。那么如果人类根本没有接触到饿，我们又有什么智慧可做选择呢？就像亚当尝的那个苹果的皮上，善恶是连在一起的，强行分开本来就有违约自然。
书上也列出了一些限制出版自由的客观弊端。首先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认知也不同。但是一本书确实要很多个通行证才能出版，这不仅会使好书的出版率大大下降，也会形成单一的书籍知识。试想千篇一律的书本，还有什么思维的'碰撞呢。且复杂的审查制度，也会消磨作者写书的动力，就会停止思考，一个停止思考的社会该是多么的堕落，前途该是多么的灰暗呀。
当然，审查书籍也必须要有审查人。作为掌握知识发行的人，他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力及长远的目光。且不说这样的人是否容易找到，在日复一日的审核中，是否浪费他们的时间，后逐渐机械化随意化我们可以想象。若是找了些能力不够审美能力低的人员，那岂不是一场灾难？
弥尔顿书上说，书籍想一个宝瓶，把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但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一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动物，破坏了上帝的圣象，而禁止好书则是误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我想，出版自由权力不该被禁锢，我们应该活在自由又充满挑战的大海里，而不是一览无余的池塘中。
《论自由》读书笔记 篇8
人类最为丰富的多样性发展，有着绝对而根本的重要性。
现在需要的则是要求统治者与人民合为一体，统治者的利益和意志就应该是国民的利益和意志。国民无需防范自身的意志，无需担心它会向自身施虐。只要能切实让统治者对民意负责，可据民意及时撤换，国民就可以将能够自主行使的权力托付给他们。他们的权力即是国民自己的权力，只不过是经过集中并赋予了便于行使的形式罢了。
而且，人民的意志实际上只是大多数人的意志，或者是人民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人的意志；而所谓大多数又或者只是使他们自己成功地被接受为大多数的那些人而已；结果就是，人们也会要求压迫总体中的一部分人。
但是深思之士已经察觉到，当社会本身就是暴君时，即当社会集体地凌驾于组成它的各别个体之上时，保证的实施就并不限于借助政治机构之手而行的各种措施。
社会能够并且确实在执行自己的命令，而如果它执行了错误而非正确的命令，或者对它根本不应干涉的事务发号施令，那么它便是实行了一种比其他各种政治压迫更为可怕的社会保证，因此，仅仅防范各级官府的保证是不够的，还需防范优势意见和大众情感的保证。
人们关于人类行为规范的意见，实际的指导原则乃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这样一种感情，即他和他的同道者希望人们怎么做，人人就该怎么做。
社会的好恶，或社会中强势群体的好恶，就这样成为实际决定社会规则的主要依据；
但是人类在自己真正关切的事情上不能容忍异见实是天性使然。
人们若要干涉群体中任何个体的行动自由，无论干涉出自个人还是出自集体，其唯一正当的目的乃是保障自我不受伤害。
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一部分才必须要对社会负责。在仅仅关涉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他的独立性照理说来就是绝对的。对于他自己，对于其身体和心灵，个人就是最高主权者。
发表和出版意见的自由可能看起来应归于不同的原则，因为它属于个人行为关涉他人的那一部分；但是因为发表出版与思想本身几乎同等重要，并且所依据的理由又大都相同，所以实际上是无法将它们分开的。第二，这一原则要求品味和志趣自由：自由地根据自己的特性规划生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愿意承受一切可能的后果；只要我们的行为不伤及他人就不受人们干涉，即使在他人看来我们所行是愚蠢的、乖张的或错误的。第三，由个人自由可以推出在同样限制内的个人联合的自由：人们可以在不伤害他人的任何目的下自由联合，但参加联合的人必须是成年人，并且不受强迫和欺骗。
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追求我们自身之善的自由，只要我们没有企图剥夺别人的这种自由，也不去阻止他们追求自由的努力。
人类想把自己的意见和偏好强加给他人作为行为准则的倾向，都受到了人性中所难免的一些最好和最坏情感的有力支持，所以除非力量不够它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以符合公众意见来使用强迫，跟违反公众意见来使用它同样是有害的，甚或是更有害的。
一是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我们所竭力要禁绝的意见是错误的；二是即便我们可以确定其错误，禁绝它仍为过错。
在如今这个被称为“缺乏信仰却又惧怕怀疑”的时代，人们确信某一意见，与其说是根据这一意见本身的正确性，不如说是因为没有它他们就会无所适从；
至此，我们已经从很清楚的四点根据上认识到，意见自由以及意见表达自由对人类精神幸福（它决定着人类的其他一切幸福）的必要性了；现在我们就来扼要地概括一下。
一、即便某一意见被压制而至于沉默，但其实我们未必真的不知道，那个意见有可能是正确的。拒绝承认此点就是认定我们自己绝对不会出错。
二、即使被压制的意见是错误的.，它也可能包含并且通常确实包含部分真理；而由于在任何主题上，普遍或通行的意见难得是或从来不曾是全部真理，只有通过与反面意见的碰撞，余下的部分真理才有机会得以补足。
三、纵然公认意见不仅正确而且是全部真理，除非它允许并确实经受了极其有力而又最为认真的挑战，否则大多数接受它的人抱持的仅仅是一项成见，对其所以然的理性根据毫无理解或体认。不宁唯是，四、信条本身的意义也将变得岌岌可危，其可能由隐晦而至于消失，对人的身心言行将不复有积极影响的能力：最终，由于信仰仅仅剩下形式，非但无益于为人增福，而且还因破坏了根基，从而妨碍了任何真实而又诚挚的信念自人类理性或个人体验中生长出来。
而凡是摧毁人之个性的，却都可以称之为保证，无论它以什么名目出现，也无论它宣称执行的是上帝的意志还是人民的命令。
如果要等到人类生活几乎被简化成一个统一的模式才去反抗，那么一切背离模式的做法都会被视作离经叛道，甚至被视为怪诞荒谬、有违人性。一旦人类日久不见歧异，则很快就会变得连想都想不到还有歧异这回事存在。
人们总是希望扩大所谓道德监督的界限，直至它侵犯到最无疑义的个人合法自由为止，乃是根源于人类一种最普遍的道德倾向。
《论自由》读书笔记 篇9
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探讨的是公民自由或者称社会自由。也就是“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几乎从最远的年代以来就在划分着人类。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人类社会“阶级”的出现，正式公民自由与社会自由出现区分与差别的表现。而随着阶级划分的越来越细，越来越完善，到国家的出现，以及后来所发展的集权、专政与所谓的民主社会，都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的变化而引起的。或者说是，都是由：“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不同与变化所形成的产物。
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似乎从有了人类文明起就已经存在了，特别是在国家出现之后，更加明显。而且，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也给古往今来众多的文人们提供了一个永恒的、永远都不过时的话题。追寻自由，成了各个时代文人们都竞相追寻的“时髦”。
在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的相处中，人们所认为的“统治”与“被统治”，对于自由的限制与约束，以致于发展后期所必然出现的人们揭竿而起，推翻专政、暴政所得来的那些“自由”。那是“所谓的自由”。《论自由》中这样说的“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其外来的敌人”。他们将权力看作是一种武器。
为什么人们的自由要受到限制？换言之，正如人类所常说的那样“自由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为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在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中，作者有这样一段比喻“在一个群体当中，为着保障较弱成员免遭无数鸷鹰的戕贼，就需要一个比余员都强的贼禽受任去压服它们。但这个鹰王之喜戕其群并不亚于那些较次的贪物，于是这个群体又不免经常处于须要防御鹰王爪牙的状态。因此，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自由。”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他们少数一些人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需要限制我们的自由，给人们相对的自由以维护统治。这就又涉及另一个根源性的问题了，即“我们有绝对的自由吗？”、“我们的自由是别人给予的还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两个问题，人们到今天一直还在争论。“从历史上看，只要人类一天还满足于以另一个敌人去攻斗一个敌人，还满足于在多少有些有效保证足以对付主人的暴虐的条件之下便由一个主人来统治自己，他们就还没有使自己的渴望超越这点之外。”
作者约翰·密尔认为，在统治者与公民自由的博弈中，美国的“宪政”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即“自由党派竞争的时代”。
“在政治理论和哲学理论当中，正和在人当中一样，成功倒会把失败所会掩住的错误和弱点暴露出来。”而在作者看来，这种“自由党派竞争”的情况，当它还只是一种在书籍中才可见的、“听起来颇成一条自明的公理”之时，政府只当它是另一场暴*而已。而当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于是这种选举制和责任制政府就成为观察和批评的对象。这时人们就觉察出来，原来所谓“自治政府”和所谓“人民施用于自身的权力”等类词句，并不表述事情的真实状况。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但作者还是发现，这种民主共和制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换言之，在本质上还是没有解决。变成了作者所说的“多数的暴虐”。
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中有一个很出名的观点，就是“多数的暴虐”的观点。他对于当今的国际政治来说有相当大的前瞻性。
书中这样说：“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这种情况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可怕！
社会是这样认为，即使它错了也没人发现，在一个国家，人人都同一种颜色，同一个思想，同一种文化，仔细想想这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当一个社会都是一个思想了，那本身就是一种畸形，与人类的自我发展是相违背的。古人讲“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是注重各个不同的文化都发展，并且各自繁荣，这样这个世界才会更加繁荣、精彩，才会不让一些稀有的、独特的文明的足迹被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