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调查报告
文学网整理的地区调查报告（精选5篇），供大家参考，希望能给您提供帮助。
地区调查报告 篇1
“十二五”时期，我县将进入发展的“高速时代”，同时伴随着“休闲时代”到来，大力发展以休闲养生产业为主的生态旅游业迎来历史新机遇。在县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县委提出了“全力打造矿产品精深加工和产业承接的重要基地，粤港澳优质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休闲养生的生态福地，赣粤边际宜居宜业、文明幸福的精致新城的‘三地一城’”的奋斗目标，其中打造休闲养生的生态福地，将促进旅游产业真正地由弱势产业向强势产业、向战略性支柱产业转变。
一、我县发展休闲养生旅游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休闲时代，改变了人们的旅游消费方式，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融休闲健身、养生求知等于一体的轻松、快乐而富有意义的休闲旅游已成为消费主流。旅游业作为低碳产业，国家、省、市都非常重视，在政策上也予以多方面倾斜。从市场需求看，旅游消费已经从旅游观光转向文化体验、休闲养生，把休闲养生融入旅游，是旅游产业多样性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县具有发展休闲旅游业的区位优势、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和后发优势，在县委、县政府对休闲旅游产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下，今后一个时期，将是我县休闲旅游业加快发展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期。我们要顺应旅游业的内在发展规律，寻找比较优势，实行错位发展，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休闲旅游业作为一项综合性产业，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我县旅游业加快发展需应对以下挑战。
（一）财力支撑的有限性。
随着旅游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区域旅游市场的竞争加剧，城市品牌形象竞争已处于白热化状态。特别是周边县市先后将旅游业列为优先培育的重点产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相对于周边县市，不论是设施建设、宣传促销，还是政策奖励，我县在资金投入上存在明显差距,难以为我县休闲旅游业加快发展提供财力支撑。
（二）产品结构的滞后性。
旅游消费已经从旅游观光转向文化体验、休闲度假，需要我们更加注重旅游产品的多元化、特色化和软硬件配套发展，以满足不断提升的旅游消费需求。我县的旅游产品还处在以观光为主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完成结构升级，现在提出发展休闲养生的生态旅游，还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三）品牌知名度较低。
随着旅游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品牌化经营已成必然趋势。我市赣县、龙南的“客家牌”，瑞金、兴国、于都的“红色牌”在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而我县提出的生态休闲“养生牌”才刚刚起步。
（四）旅游人才严重不足。
旅游行业的发展依赖于人力资源，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我县旅游正面临人才短缺的严重挑战。无论是管理人才，还是服务人才，都与我县发展旅游的大格局不相称。我县旅游业人力资源总量不足，旅游专业人才不足，旅游企业管理观念落后等都有待提升。
二、我县发展休闲养生旅游产业的比较优势
围绕发展休闲养生旅游产业，综合分析我县旅游现状，我县旅游产业具有以下比较优势。
（一）区位优势
珠三角地区相对集中且发达的城市群，对于我县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现代旅游业休闲养生的特点日趋明显，城市紧张生活中的人们普遍希望能够就近就便放松疲惫的身心，因而出现了近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周围农家乐的普遍兴起。我县得天独厚的温泉资源和生态优势，是发展休闲养生产业的独特优势。根据近年客源市场分析，珠三角游客仍是来我县旅游的主力军，所以做大做强珠三角地区休闲养生“后花园”这块旅游“蛋糕”具备一定条件。
（二）生态优势
我县环境空气质量常年保持在优良（二级）以上，空气质量三项主要指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有200天以上优于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境内主要河流桃江、黄田江水质常年保持在Ⅲ类水质标准以上，其源头及众多支流水质更是经常达Ⅰ类、Ⅱ类水质标准，可直接饮用。
（三）资源优势
旅游资源丰富，宗教旅游胜地天龙山、国家级森林自然保护区车八岭、形态多样的客家围屋（祠堂）、南迳温泉、仙师宫、龙兴湖、狮子寨、瑶山寨等等，都是旅游观光、休闲养生的好去处。
天龙山寺历史悠久，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距今有四百多年历史。传奇的佛教文化，历代均有名士慕名前往,题名刻碑。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曾登山览胜，留下“四季不凋青春色，人杰地灵出英豪”的千古佳句。南迳温泉水质类型为碳酸钠型，矿化度1158.85毫克每升,PH值为6.6，水温63℃，日流量为1512立方米，温泉中含有丰富的氡元素，其含量之高为国内罕见，对于治疗关节炎、风湿病、麻痹症等病状具有良好的疗效。古老的客家围屋，朗朗的客家话，火辣辣的客家山歌，独具特色的客家饮食，构成一幅幅浓郁的客家风情画。境内有全省唯一的瑶族行政村和2个少数民族聚居村落。独具特色的瑶族风情让你留连忘返。座落在群山环抱之中的县城，梅子山翠绿，桃江河清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不尽情的享受着这份宁静，祥和。
地区调查报告 篇2
北地区包括省市、市、市、自治州，面积7.1万平方公里。二十世纪末原有合法煤矿近300对，每年生产原煤300多万吨，死亡70人左右，百万吨死亡率高达20以上。经过几年来的整顿关闭，现有煤矿138对，去年生产原煤近500万吨，死亡34人，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到了6；今年前十个月，生产原煤约350万吨，死亡18人，百万吨死亡率降到了5左右。尽管煤矿安全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在矿点减少，产量增加的情况下，煤矿事故死亡人保持了平稳下降的趋势，但是，煤矿安全形势仍然比较严峻，重大事故事故时有发生，顶板事故多发，同当前的煤矿安全生产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较，与实现安全发展的要求相比较，与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煤矿安全生产方针的要求相比较，还存在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地方国有煤矿积重难返
北地区现有地方国有和国有改制煤矿36对，目前仍有5对矿井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这些地方国有矿井积重难返，存在诸多问题：
1、包袱沉重，身份扭曲。地区的经济条件比较落后，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国有煤矿因为市场低迷、机制不活、管理不善等多方面的原因，亏损严重，寅吃卯粮导致采掘极度失调，生产无以为继，相继停产或下马，甚至破产，煤矿职工生活相当困难。目前，自治州卡棚、龙家寨煤矿2矿3对州属矿井仍处于停产状态，市辰溪县孝坪煤矿的2对井正融入民间资本整顿改制，市桑植县3家县属国有矿的3对矿井整体承包给私人经营管理。地方国有煤矿过去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现在职工多，安置困难大，实现破产买断的难度更大，随着煤炭市场的好转，部分国有煤矿为解决职工生活问题，大量融入民间资本，恢复矿井生产，形成国有煤矿牌子、乡镇企业管理水平，私人租赁承包经营的局面，煤矿身份扭曲。
2、关系复杂，管理失控。部分国有煤矿处于边远山区，监管难度大。自治州卡棚煤矿由当地人强行承包租赁，实行掠夺式开采，既不服从煤矿的管理，也不服从煤炭管理等部门的监管，多井口出煤，井下无风作业。面对严重的安全隐患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05年下半年，政府不得不组织公安等多个部门干预，强行终止合同，停止生产，对煤矿实行公开拍卖改制。
3、证照难办，违法生产。国有煤矿范围广、储量大，需交纳巨额资源价款和环境治理备用金，才能办理采矿许可证。去年，有些国有煤矿为了申办安全生产许可证，临时办理了有效期不到半年的采矿许可证。自治州洛塔、向阳2对州属国有煤矿的采矿许可证，年初就已经到期，因包袱重、成本高、效益差，无力交纳巨额费用，延期申请一直未被批准。在证照不全的情况下，职工为了生存，继续组织生产，地方政府为保稳定，防止矛盾激发，对煤矿的生产行为，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有煤矿因其资金积累有限，资源市场不完善，未来办理采矿许可证（延期）的困难会越来越大。
二、煤矿安全技术人才极度匮乏
从年开始到现在为止的16年间，北地区煤矿新增的大中专学校毕业的煤矿安全技术人员不足10人，而煤矿原有安全生产技术骨干因退休、转行等原因流失达60%以上，煤炭安全生产技术力量包括煤矿安全监察、监管在内，具有技术职称的不足100人，平均不足0.5人/矿，现有的技术人员绝大部分在40岁以上，年龄老化，青黄不接，而培养一名合格的技术人才，包括3年专门学校学习和3-4年实践锻炼时间，至少需要6-7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煤矿安全技术人员的匮乏程度将会更严重，因技术力量不足带来的严重问题会进一步显现。
1、煤矿企业技术人才严重不足。据统计，北地区在矿井一线直接服务的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技术人才不足60人，平均每4对矿井配备1人，按照煤矿生产情况估算，至少需要技术人员250人以上，现有技术人员配备率不到25%，技术人才缺口巨大，绝大部分乡镇煤矿没有技术人员可供配备，导致煤矿作业规程、安全技术措施千篇一律，与煤矿的实际情况根本不符，煤矿工程技术图纸填绘不及时或根本无人填绘，安装的瓦斯监控系统无人使用，形同虚设，经常因无法预见、识别、有效排除重大安全隐患导致重大事故。
2、煤矿监管部门技术力量严重不足。辖区4市州、9个采煤县、55个产煤乡镇的煤矿安全管理部门中，配备煤矿安全专业技术人员不足40名，全部配备在市州、县区一级，甚至个别重点产煤县没有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包括重点产煤乡镇在内的所有产煤乡镇都没有配备专业技术人员。由于煤矿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太少，无法有效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指导煤矿安全生产，个别县区的煤矿安全生产检查指导工作处于失控的境地。
三、煤矿从业人员素质急需提高
相对而言，煤矿作业环境复杂，各种灾害危险程度高，需要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和职工队伍，但现实情况是：近2万名煤矿从业人员，从矿长，到一般现场管理人员，到采掘一线从业人员，离高素质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距离。
1、煤矿企业管理水平与严峻的安全现状极不相称。224对矿井中，矿长具备中专（高中）以上学历的不足80人，大部分仅具有初中学历，部分仅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矿长不具备安全生产管理必要的理论知识水平是导致煤矿安全管理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
2、井下现场安全管理与急需的实际要求极不适应。北地区现有煤矿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管理人员3000多名，实际达到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50%，必要的煤矿现场安全管理理论知识缺乏，凭经验管理，凭经验操作，是导致煤矿现场管理不到位的主要原因。
3、煤矿职工素质与恶劣的作业环境极不适应。广州、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始终是吸引农村青年打工的最佳场所，留下的井下从业人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50%以上达不到小学毕业文化，有的为养家糊口，甚至身体有缺陷也下井工作。在恶劣的作业环境下，不具备必备的安全生产理论知识，不了解瓦斯等严重煤矿隐患的危害程度，甚至带烟火下井，违章蛮干，冒险瞎干，是导致煤矿事故多发的主要原因。几年来的事故调查表明，没有一起的主要原因不是职工严重违章作业造成的。
四、煤矿生产经营环境恶化
随着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力度进一步加强和煤炭市场的好转，煤矿的效益有了一定起色，煤矿企业成了“唐僧肉”。一些部门以各种借口，通过各种途径向企业索、拿、卡、要；一些个人看到煤矿有利可图，故意设置障碍，搞权钱交易；一些黑恶势力看到煤矿效益较好，蓄意染指寻衅滋事。一些煤矿老板说：现在办煤矿太难了，政策压力大，婆婆多，眼红的多，卡脖子的多，收费和罚款的多。生产经营经营环境恶化，消耗了矿主大量精力，无法专心安全生产管理，经济效益下滑，安全投入减少，延缓了隐患整改进度。
五、煤矿安全监管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监管工作有待加强
一是有的地方监管体制不顺，不能有效地开展监管工作。如分局辖区三市一州就有市在今年十月前未成立煤矿安全监管部门。九个主要采煤县中有六个没有成立相对独立的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煤矿安全监管职责由煤炭行业管理局或行业管理办公室行使，导致职责不明，责任不清和监管执法主题不合法。因此，大多数地方监管部门都还停留在安全检查阶段。二是地方监管力量薄弱，监管不到位。据调查统计，分局辖区煤炭行业主管部门的人数有近400人，但从事煤矿安全和技术的只有不到60人，发现不了隐患，解决不了问题是常态。三是监管队伍素质普遍徧低，执法难以到位。除了专业技能差外，对煤矿安全的法律法规也知之甚少，依法办事的能力普遍欠缺。四是监管部门经费不落实，收费、罚款成了监管部门的中心工作。五是有的地方思想认识不到位，将地方监管和国家监察对立起来。
对策和建议：
1、下决心解决国有煤矿和国有改制煤矿的问题。适当调整国有煤矿办理采矿许可证等方面的政策，对地方政府处理国有煤矿问题给与一定的政策、资金支持，对地方国有煤矿资源取得、破产买断、产权交易、资产重组做出明确的政策规定，明确身份，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2、加强煤矿技术人才培养。加大扶持大专院校煤矿专业的力度，国家应采取经济政策鼓励农村青年和学生报考煤矿急需的采矿、地质、机电专业，扶持煤矿企业特别是乡镇煤矿大力培养技术人才，促使煤矿落实技术负责人制度，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技术人员待遇。
3、加大煤矿从业人员培训力度。实行煤矿矿长职业经理人制度，矿长、法人（投资人）分离。强化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落实资格准入制度。加强煤矿从业人员培训监管，逐步推行煤矿从业人员资格准入制度。
4、改善煤矿生产经营环境。规范政府部门行政执法行为，优化投资环境，打击黑恶势力。
5、理顺煤矿监管关系。调整行业管理与日常监管关系，进一步理顺监察监管职能，强化对地方监管工作的督促检查和指导，推进小煤矿整顿关闭和瓦斯治理攻坚战；将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煤矿安全工作体系落到实处。
地区调查报告 篇3
在前不久××市举行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表彰大会上，百名“巾帼创业新星”和百个“巾帼创业示范岗”受到了表彰。这些女性以其坚强毅力、顽强精神、过人智慧和强烈责任感，成为创业热潮中的弄潮儿。据调查，20xx年全市女私营、个体业主占全市个体私营业主总数的1/4左右，到20xx年底，这一比例达到1/3左右，且呈继续上升趋势。她们自强自立、艰苦创业，在各个行业带领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迎难而上、奋力拼搏，已经成为推动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这些创业女性不仅有成功的欣喜，也无奈有许多制约创业的瓶颈，这给我们很多启示与思考。
一、××女性创业呈现两大突出的特点
1、女性创业优势明显。
女性，向来是温柔、细心的代名词，而女性与生俱来的性格优势和性别魅力也让她们在创业和经营企业中占据了一定优势。据市妇联对300位女企业家的调查显示，54.7%的被调查者表示经常在决策前听取别人意见和建议，很少听取意见和建议的仅占3.9%，同时36.4%的被调查者表示很少“凭直觉作出决策”，这显示了女企业家在思维方面的缜密性，分析问题更仔细，考虑问题更周全，避免了企业的大起大落。另外女性善于沟通，和蔼、友善以及女性母亲般的慈祥更易于与人接近。××嘉迪服饰有限公司老板蒋霞萍对此深有感触，她认为在创业过程中，正是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善于仔细思考，才使得企业规避了许多危机。
2、家庭支持女性创业增多。
家人的支持对女性创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据××羊毛衫厂厂长周建华介绍，当初企业只有１２人，产值也只有７０多万元，现在已发展到１００多名工人，年产值近１０００万元，这些创业成果与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专家表示，家人的支持理解是女性成功创业的充分保证。在中国，“男主外，女主内”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女性创业不仅走出了家门，还在社会上“抛头露面”，家人对她们创业的支持与理解至关重要。只有加强与家人的沟通，调整心态，才能取得企业发展和家庭幸福的双赢。
二、制约女性创业的“三座大山”
作为一个群体，××女企业家在自己的产业里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相比男性企业家，她们做得还不够好。是谁阻碍了这个群体的进一步崛起？调查显示，创新能力弱、资金技术缺乏和传统的怕露富思想成为制约女性创业的“三座大山”。
调查显示，许多女私营业主学历不高，具有大专学历的占16.3%，本科以上学历的仅占2.3%，其余均为高中以下学历。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男性较低，对社会变化程度的适应性不如男性，这对企业的发展很不利。
接受调查的女私营业主中62.8%的人把“资金缺乏”作为“企业经营中最主要的困难”。大多数女性创业者创办企业时投入的资金额度较小，投资100万元以上的占8.5%，1000万元以上的仅有3个，占1.2%。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资产500万元以上的占11.6%，其中1000万元以上的13个，占5.0%；企业现有员工在1000人以上的仅1个，500人以上的有6个，占2.3%。以上数据显示，企业生产或销售规模较小、层次较低、产品结构单一等因素制约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从调查中还看出，不少女私营业主存在着怕露富的思想，故意不填上年度总资产、年产值，尤其是利润总额，说明传统的树大招风、怕出名、怕露富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也使得她们在增加投资、扩大企业规模时可能会瞻前顾后，错失发展良机。
地区调查报告 篇4
一、调查背景与方法
贫困山区农民普遍面临“看病难”的问题。一方面医疗卫生资源愈来愈集中于城市，地处偏远的农民看病（主要指大病或疑难病）不方便；更主要的，贫困农民普遍无力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往往有病不看，小病拖大，“大病等死”；与此同时，由于贫困，也由于缺乏健康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他们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陷入恶性循环。医疗保障的缺失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发展的严重阻碍。在此背景下，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要求，要“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为探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究竟如何建构，受福特基金会资助，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课题组，对陕西南部秦巴山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合作医疗试点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商洛市镇安县位于秦岭南麓中段，全县总面积3477平方公里，“九山半水半分田”。总人口29.3万，其中农业人口25万。至今农民人均年收入仅1426元。全县有25个乡镇，421个行政村。除县医院、县中医院、县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5个县级医疗卫生单位外，有镇中心卫生院11个，乡镇卫生院14个。全县有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1265人，其中村级卫生技术人员457人。镇安县是陕西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首批三个试点县之一，另两县分别为延安市洛川县和咸阳市彬县。我们的调查点选择在镇安县的结子乡和回龙镇，后期又增加了距离县城更偏远的余师乡
课题组分别于10月、3月、8月、11月、1月、3月共6次赴该县展开深入的实地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村民、村干部、乡村医生、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服务站等部门和县卫生局干部。课题组在县、乡、村召开专题座谈会共11次。共入户230余户，访问近千人次，其中对83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并作了详细口述记录。除围绕合作医疗展开调查外，我们还就贫困山区农民基本健康需求及社区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在项目村进行了参与式需求评估（pra）。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
调查表明，由政府主导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受到农民审慎的欢迎，产生了积极效应。
⑴首先，从中央到省、市、县都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即政府应当对公共卫生和农民健康承担责任。而这一点在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不够明确的。卫生健康服务被称为“公共产品”，然而实际上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一直主要是由个人自己负担。有学者指出，“1979年以后，政府就基本上放弃了对农民医疗保健的责任”（张德元，）。那么，以10月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并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为标志，意味着这种状况开始有了根本的转变。
⑵突破了资金来源的“瓶颈”。农村医疗卫生和健康保障受到制约最根本的还是资金不足问题。根据1月国家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镇安县实行的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来源为“三个十”，即中央财政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补助10元，地方财政也补助10元，其中省、市、县政府分别拿出4元、3元、3元，农民自己交纳10元。在这“三个十”的政策中，政府补贴毕竟占了大头。除农民交纳和县财政配套资金外，镇安县每年可从中央、省市财政得到391万元左右的合作医疗专项资金。对于这个全县地方财政年总收入仅3895万元的.贫困县而言，这笔钱无疑是雪中送炭。
⑶部分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后的上半年，镇安县医院农民住院人数比往年同期成倍增加，其中1—3月份收住入院的农村癌症患者人数比—三年住院癌症病人总数还多5人，仅由此就可以看出贫困山区农民对医疗保障需求的迫切性。至6月底该县70000余农民第一次享受“报销”了医疗费用，其中住院患者余人，合作医疗开始运行的前三个月统计，735名住院患者人均报销医药费用949.8元，个人最高报销金额达近8000元。部分农民从合作医疗中开始受益，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⑷摸索出一套比较切合实际的管理经验，如“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办法以及就诊审核报销程序等。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式实施之前，镇安县卫生局抽调20余人历时两个多月，深入全县30多个乡镇以上的医疗卫生单位，对从起的三年来县乡两级医疗机构6500余人次的农民住院情况逐一进行了摸排统计和汇总分析，包括住院病种，人次，用药，最高最低和平均费用等。得出的全县农民疾病谱以及平均住院费用等基础资料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今后的农村医疗卫生体制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在管理上，他们实行大病统筹基金与家庭医疗账户相结合。家庭医疗账户基金以乡镇为单位管理，每月报账一次，每户花完自己的家庭医疗账户资金为止；大病统筹基金实行以县为单位的封闭式管理，“筹钱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见钱”，千方百计堵塞漏洞保障资金安全。他们重点推行了“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办法，力求“农民自控、医院自律、基本无审批”的“直通车”报销方式。相继出台了《镇安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管理办法》、《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用药目录》、《农村合作医疗住院病种目录及单病种定额包干补助标准》、《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定点医疗机构管理细则》、《农村合作医疗家庭医疗账户基金管理细则》、《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单病种入、出院标准》等一系列配套文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操作系统。不仅使该县的合作医疗有章可循，公开透明，也为其他贫困地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参考。
⑸农村县乡一级医疗卫生机构有望得到加强。在镇安县我们看到，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际上医疗卫生部门的积极性远高于农民的积极性。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和县、乡镇医院都把新型合作医疗的推行看作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一“发展机遇”意味着政府所属医疗卫生部门可能是新型合作医疗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农村公办医疗卫生部门的受益与农民受益并不冲突。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构成覆盖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然而三级网络的基础部分十分薄弱。长期以来，无论硬件软件建设，乡镇一级卫生院实在欠账太多。籍合作医疗试点适当强化县乡医疗机构尤其乡镇卫生院建设，是完全应当的，也是对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严重不均的现象向合理化方向的一点纠正。
三、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⑴农民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处于被动地位，“参与率”高而“参与度”低。
镇安县全县总人口29.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5万人。据统计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达23万多人，参保比率超过90%。然而我们在入户访问和小组座谈中感到，不少农民对待合作医疗实际持怀疑和观望态度。
作为一项“政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是自上而下的。这里，政府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理所当然是运作主体，县乡两级公立医疗机构也是积极主动的，农民则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被宣传、被动员、被要求……始终被动的农民似乎不知道自己应当是合作医疗的主人和受益者。尽管通过行政手段获得较高甚至很高的“参与率”，（且不说有无“水分”），但实际上农民的“参与度”并不高，即内心的认可程度、信任和信心不足，热情不高。
⑵资金仍然不足，实际覆盖面偏小。
资金仍然不足、覆盖面过小也是影响农民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每人每年30元的医疗费用，的确不够一次感冒的花费。而总共30元医疗费中，农民能够自己支配（乡卫生院定点支配）的门诊费用只有8元，实际作用可想而知。合作医疗定位于“大病统筹”，即主要用于保大病。假定一次“大病”住院治疗的费用为3000元，就需要花去100个人全年的所有医药费，也就是说覆盖率仅为1/100左右。这种以保险业的原理和运作方式展开的合作医疗，对于仍处在贫困之中的农民吸引力十分有限。如果完全遵循“自愿”原则，往往可能出现“逆向选择”。实际在调查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种情况是家中没有病人就不愿参保，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交的那部分钱都用不回来”，更不用说享受国家补贴；另一种情况是家中有病人希望参保但没有钱参保，尽管每人只交十元似乎不多，但在农村家有常年病人的户往往是家徒四壁的特困户。
⑶仍是“富人看病”，穷人反而被排斥。
对于那些尚处在温饱线边缘徘徊的农民，不仅仅是无钱参加合作医疗的问题。即使已经参保，具体看病时还得先自己垫资然后部分报销。报销有“封顶线”，自己支付“门槛费”，还有“好药不能报”的限制，或者“分段按比例报销”，或者享受“单病种定额补助”。七算八算，患者自己需要承担的数额仍然不小。真正的穷人依然看不起病，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优越性即享受政府补贴的还是农村中相对较富裕的群体。这就形成了实际上的“扶富不扶穷”，这种结果显失公平，也有悖于合作医疗的初衷。
⑷“大病”“小病”难以兼顾，“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合作医疗模式缺乏可持续性。
资金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是优先用于“大病统筹”还是“预防为主”？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政府推行的合作医疗选择了前者，可能着眼于抓关键，急于打破贫——病恶性循环，希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样做一定程度上起到鼓励“大病”的作用。由于覆盖面过低，实际结果很可能“大病”保不住，“小病”又没顾上，发展成更多的“大病”。从镇安的情况看，“大病”都是由“小病”——常见病、多发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拖出来的。因此我们认为，“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合作医疗模式缺乏可持续性。
⑸组织管理难度大，管理成本偏高。
调查中了解到，不少人对药价偏高、报销目录的限制表示不满，还有一些农民因担心报销手续繁琐对合作医疗望而却步。尽管镇安县有关部门在简化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审批手续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推行了“直通车”式报销方式。但从保障资金安全的角度，仍有许多监督管理环节必不可少。像“分段按比例报销”或者“单病种定额补助”的操作流程都不可能太简单，管理难度可想而知。前面提到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实际上该县将合作医疗政策汇编成册的“工具书”就达四、五本之多。要全面理解准确把握这些政策精神也属不易，县乡两级经办人员组织了多次培训。县成立“镇安县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和“镇安县农村合作医疗经办中心”，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副科级建制，正式编制6人，全额预算。可见在管理上付出了极大精力。
宣传动员、组织管理都需要付出成本，而较高的成本必然会影响到合作医疗的效率和持久性。问题还在于，如果政府部门的“成本意识”不强，甚至完全不计成本，则可持续性和长期后果堪忧。
四、政策反思与建议
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需要在政府职能、市场机制与公民权利之间寻求平衡
镇安县提出合作医疗试点的初期目标被概括成“农民得实惠，政府增威信，试点出经验，卫生事业得发展机遇。”这就表明，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构过程中其关注点不一样，至少是有差异的。当然，从理论上、总体上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广大农民提供健康保障，解决弱势群体贫困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政府、医疗机构和农民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具体分析起来，农民最关注的是“实惠”，是要尽量少掏钱看好病；政府需要“政绩”，“增威信”和“出经验”生动地表达了政府的诉求；“卫生事业得发展机遇”则反映了医疗机构的呼声，“发展机遇”意味着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而这些都来自于“新型合作医疗”。既然不同主体的目标有差异，也就是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构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医疗机构和农民的三方博弈。
正在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完全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拨款或“财政转移支付”构成合作医疗资金的大部分，可以说资金来源主要是“计划经济”方式。但另一部分面向农民的筹款方式却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上类同于商业保险模式，“谁投资、谁受益”。这种“计划”与“市场”的矛盾、“政府”与“市场”的矛盾无法回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设计中，县上的“管委会”是由政府（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医疗机构代表组成，“三方博弈”中最重要的一方——农民则在管理、监督中缺位。负责具体实施的“农村合作医疗技术委员会”和“管委会报销办”更直接设在县医院。某种意义上，县级医疗机构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里又面临着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的矛盾。理所当然，保障农民健康是政府的责任，救死扶伤是医疗机构的本职。然而，在贫困地区，在“财政包干”、自负盈亏的背景下，医院要生存要发展实属不易。医疗机构面向的是市场，市场机制就要追求利润。难怪合作医疗伊始医疗机构都争相要成为“定点医院”，而有群众则怀疑“定点医院”看病的药费比“外边”要贵。镇安县提出了“农民自控、医疗机构自律、人大政协监督、社会反馈监督”的思路，但农民如何做到“自控”？医疗机构如何能够有效“自律”？如何防止新的“垄断”现象？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三方博弈”中两方联合、一方缺位，合作医疗的主人——农民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这样的制度设计不能说是合理的。基本思路是，应当在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和公民权利（农民健康）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⑵几点政策建议
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建构和制度设计本文不拟作深入讨论。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当十分注重农民的参与，切实尊重农民的意愿，变“高”的参与率为“深”的参与度。包括从政策设计、具体实施、筹资与监督管理各个环节都应当体现参与性和公开性。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发展不同模式的农村合作医疗。不宜搞“一刀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点应当及时由“保大病”调整为“预防保健为主”。一方面国家加大对农村卫生防疫、健康教育，尤其是农村医疗卫生知识普及的投资力度。另方面合作医疗资金使用方向着重放在社区能够治疗、不需住院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杜绝“小病拖大”、“大病等死”。
——变“大病统筹”为在贫困山区农村实行普遍的“大病救助”。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负责，并可吸收民间捐赠。管理上须与“合作医疗”完全分开。“大病救助”不同于目前已经实行的“农村特困医疗救助”，覆盖面应当更广些。建议由政府扶贫开发部门或民政部门负责，另设专项基金。
——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当与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同步进行，重点在农村现有医疗资源的重新整合。体制上强化村级卫生室和社区医生的功能，相应弱化乡镇卫生院。可考虑将乡镇卫生院医生全部转为包村的社区医生，农民对社区医生有选择权，同时鼓励有资质的民间医生私人医生参与社区医疗保健市场竞争。
——采取措施进一步平抑农村药价。在县一级医院推行医药分开，扶持建设平价药房。鼓励发掘和发展中草药、针灸等民间医疗方法，大幅降低医疗成本。
核心是：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健康的投资，投资方向应直接投资于人。
地区调查报告 篇5
一、专业经理层年薪逼近15万
据该报告的调研数据显示，苏州地区部门经理层年薪中位值为256854元，20xx年薪酬涨幅为11、2%；专业经理层年薪中位值逼近15万，涨薪幅度为12、8%，专业经理层薪酬水平逼近一类城市，在二线城市中位于前列；主管与专员层年薪中位值分别为92563元和46658元，参与调研企业大多是园区企业，第二产业集中，生产一线工人人才竞争较为激烈，带动操作层薪酬水平不断上涨，年薪中位值为35840元，涨薪幅度为14、5%。
二、IT、电子制造行业薪酬领跑全行业
IT/电子制造业是苏州开发区的主要产业，大部分都有外商投资背景，人才竞争激烈，近三年，薪酬涨幅都超过12%。根据调研数据显示，以苏州IT/电子制造业薪酬水平为基数，化工/化学制造和医药制造薪酬系数分别为0、94和0、92，前者也是苏州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薪酬增长较快；此外，机械制造和服装纺织、快速消费品行业也是苏州经济支柱产业之一，薪酬系数分别为0、88、0、85和0、82、
三、周边地区薪酬水平比较
20xx年苏州的GDP排名第五，仅次于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位列二类城市之首。苏州是外资开放时间较早的城市之一，投资环境利好，部分国际500强企业投资建厂。苏州的地域特点决定了人才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苏州周边，不仅有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还有杭州、南京、无锡等经济发达城市。苏州薪酬水平虽然领跑华东地区二线城市，但城市间薪酬差距并不明显。以上海地区薪酬水平为基数，苏州薪酬系数为0、96，与上海的薪酬差距在缩小；省会城市，杭州和南京的薪酬系数分别为0、93和0、91，第三产业集中，薪酬涨幅也很快；以前作为苏州地区主要人才竞争地的无锡、常州、湖州三地，如今与苏州的薪酬差距已经拉开，薪酬系数分别为0、89、0、85和0、82、
四、高新技术产业薪酬优势明显
苏州经济开发区的数量、规模和质量在全国来讲都是佼佼者，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就有8个之多。大部分园区投资企业都是高新技术产业，生产制造行业居多，中基层岗位人才缺口很大。外资是苏州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导力量，所以园区企业薪酬水平较高，拉开了与传统行业的薪酬差距，根据调研数据显示，以高新技术产业薪酬水平为基数，传统产业的薪酬系数仅为0、64。
五、各类型外资企业薪酬差距在缩小，内资企业薪酬水平较低
开放型经济占苏州经济的主体位置，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多，占比多，成为苏州经济的特征现象。从企业性质的角度来看，欧美投资企业薪酬水平较高，以其薪酬水平为基数，据众达朴信调研数据显示，日韩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薪酬系数分别为0、95和0、92，与欧美投资公司的薪酬差距正在缩小；而内资企业薪酬系数为0、84，与外资企业薪酬差距依然明显，技术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竞争优势薄弱。
六、本科毕业生起薪将突破3000元
人才储备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越来越重视的工作之一，而毕业生的吸引和保留是人才储备的关键环节。根据调研数据显示，20xx年苏州地区本科毕业生转正后月薪收入为2868元，研发技术人员本科毕业生月薪已经超过3000元；20xx年预计本科毕业生月薪收入将超过3000元，涨幅超过7%；此外大专和硕士预计月薪为2550元和4865元。
七、一线操作工仍然存在用工荒
苏州地区第二产业比例过重，占比超过60%。大部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对于一线的技术工人和操作工需求较为强烈。这部分人群也是离职率较高人群，近三年离职率都在25%以上。据调研数据显示，超过60%的参与调研企业认为一线操作工和技术工是未来企业招聘的重点对象，此外，超过50%的企业也认为研发人员和销售人员是企业人才储备的核心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