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偏向》读书笔记
文学网整理的《传播的偏向》读书笔记（精选4篇），供大家参考，希望能给您提供帮助。
《传播的偏向》读书笔记 篇1
什么是传播?传播是人类的活动，是信息的交流，当然他也离不开符号和媒介并且他的目的在于发生相应的变化，传播学读书笔记。简而言之，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他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目的性和计划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协同性和互动性，永恒性和历史性。依据传播范围的大小，可以分为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跨国传播。内向传播有称人际内传播，是人们头脑里“主我”和“客我”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这种经常发生在我们脑海里的内在的自己和自己的精神对话：包括自言自语，自我推敲，自我反省，沉思默想，内心矛盾等等，他具有隐蔽性，内动性，短途性，思维性。人际传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借助语言和非语言等符号互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活动。人际传播可以是面对面的信息传播，如交谈，约谈，讨论，对话等，也可以是借助传播媒介进行的传播，如写信，发传真，电子信件等。组织传播也称团体传播，是指组织成员之间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行为。组织是社会中相近或相似个体有目的的组合;传播是组织结构的轴心，是组织存在的基础，没有传播就没有组织。大众传播是职业传播者和没传播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比如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电影等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等的过程。跨国传播指国家对外传播机构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以及互联网等所进行的国外受众的传播活动。
传播学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经历了一次次的革命，如语言传播革命，文子传播革命，印刷传播革命，电子传播革命，网络传播革命。从五次传播更名的后果看，每一次传播革命都将人类带进一个性的境界，新的时代，我们认为传播革命对社会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就像所有东西都有自己的固定模式，，大众传播也不例外，传播模式就是对传播活动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进行的一种直观的简洁的描述，也是一种象征的拥有同时实现传播活动相同的结构属性的合乎逻辑的设想。优秀传播模式具有构造动能，解释功能，引导功能，直观的简化功能，预示功能。一般的传播模式有单向传播模式，双向传播模式，整体互动传播模式，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整体互动模式在社干活中显得日益重要。整体互动模式是指对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等人类重要传播系统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进行的一种直观的整体的综合呈现于描述。它遵循审查批判原则，服从事实原则。
传播功能不是人类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客观要求。传播功能是指传播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及其的能力对任何社会所起的作用和效能，传播学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取向，主要“聚焦于媒介的运作及其对受众所产生的效应”，探讨的是大众传播的体系和功能。从功能产生的渠道来看，它可以分为个人的功能，组织的功能和社会的功能。传播活动所具有的对个人发展的作用，或者须由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个人去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个人的功能。这种功能按照施拉姆的解释也叫内向型功能或社会成员自身功能。组织功能是在传播活动中，媒介组织所具有的年呢管理和作用应该完成的任务，它包括告知功能，表达功能，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传播是一种社会需要，社会进程和社会现象，因而也必须具备社会的功能，主要包括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
传播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媒介，同时也遵循一定的传播原则，如可信度原则，针对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协同性原则，实时性原则，适量性原则。
传播学作为广告宣传的重要途径，学好传播学显得非常重要。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传播学的重要组成，变革，功能及应当遵循的原则等等，总而言之，《大众传播学》是我获益匪浅。
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现任教于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院。主要讲授《社会文化学概论》和《公民权利、身份认同与全球化》等课程。1987年，尼克"史蒂文森以一等奖获得克立大学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学士。1999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收录于《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一书。从1991年起，担任谢菲尔德大学社会研究系讲师。2001年赴诺丁汉大学任教。1996年，史蒂文森和他的同事彼得"杰克逊、凯特"布鲁克斯有机会进行一项对男性生活方式杂志的研究，读后感《传播学读书笔记》。研究成果于2001年与由政体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男性生活方式杂志的意义生成》。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公民身份、世界主义和文化等等。
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传播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媒介理论对阶级社会中所谓“思想的自由交流”进行了批判。史蒂文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优点，在于它指出了所有制和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滋长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和表达。而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劣势，在史蒂文森看来，在于忽视了阶级统治以外的其他统治关系，比如性别和种族。史蒂文森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媒介理论方面的3种研究成果。分别是雷蒙德"威廉斯对传播制度的研究，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电视新闻中的阶级偏见的研究。
从书中对威廉斯的介绍可以概括出史蒂文森对威廉斯的观点进行了4个方面的商榷。
(1)威廉斯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2)威廉斯高估了霸权的凝聚力，忽视了现代社会中价值观的离散。
(3)威廉斯没有注意到现代文化的多元性，他的“民主现实主义”脱离了现代社会的语境，过于理想化。一方面，威廉斯更多地把言论自由看作权利而不是义务，错误地以为只要强调撰稿人的权利就可以实现民主的媒介。另一方面，威廉斯希望用激进的民族文化反抗美国的全球文化，没有看到两者都必须在跨国资本主义的体系下运作。
(4)威廉斯的文化理论过分关心艺术，以文学研究的方式研究文化，但电视观众看电视的方式并不同于学者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
其次是霍尔的研究。史蒂文森对霍尔的解码模式也提出了4点商榷意见。
(1)霍尔太强调受众和文本的关系，而没有认真评价经济和国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
(2)霍尔沉湎于符号学的研究，不可能展开媒介民主化方式的分析。
(3)霍尔太注重话语在建立霸权方面的有效性，表现出一种“能指的狂妄自大”而忽视了其他因素。
(4)霍尔把主导性话语形式和“意识形态”概念混为一谈。当然，史蒂文森还是肯定了霍尔理论的建设性，话语和意义之间终于出现了张力。
最后是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史蒂文森认为，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对客观性、公正性的要求，是和受众多义性的阐释实践不相干的。
与文化媒介马歇尔"麦克卢汉
加拿大的麦克卢汉认为，关注媒介的意识形态建构和符号意义建构，是不得要领。技术媒介对时间、空间和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才是要素性的。麦克卢汉的这一思想起源于他的同胞英尼斯。英尼斯认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有利于维护历史传统、中央集权、宗教和道德，偏倚空间的媒介有利于世俗制度、非集权化政治、现在和未来。麦克卢汉则认为，印刷文化的兴起培植了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而电子文化使得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形成了一种与口语文化相似的、共同的全球文化。
书中史蒂文森首先回顾了对麦克卢汉的常见批判——媒介分析是非社会化的，麦克卢汉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的技术决定论是在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寻找意识形态的借口;然后指出，这些批判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麦克卢汉的意义。史蒂文森认为，虽然媒介技术不能决定文化意义，但它确实重塑了生活世界。他还认为在书写现代性历史的时候，既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或功能主义的还原论，又要避免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
史蒂文森具体指出了对麦克卢汉的4个批判层面，可概括为：(1)麦克卢汉认为有意义构建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被全球化的媒介所瓦解，是一种极度的夸张.(2)技术不仅如麦克卢汉所言创造了各个领域的一体化，也在促进着各个领域和文化等级的离散化。(3)媒介技术不仅可能迎来更为民主的生活方式，也使得国家能够监视民众的行为;通俗报刊也常常使用类似于福柯所说的“惩戒性权力”的技巧，将规范的行为准则强加给大众。(4)麦克卢汉认为电子传播消除了反思性的公共领域的观点是误入歧途的。
书中还描写了史蒂文森对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博德里亚的理论分析。他被史蒂文森称为“法国的麦克卢汉”。史蒂文森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总结了大众传播研究的3种范式，并且以海湾战争为例进行了说明。第一种范式是批判研究，主要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大众传播是社会权力的重要资源。研究主要围绕大众媒介、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关注焦点是大众传播的政治
《传播的偏向》读书笔记 篇2
《传播的偏向》中，作者完整叙述了传播偏向的理论。伊尼斯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而媒介可以被分为两大类，有利于空间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延伸的媒介。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这种媒介笨重而持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与此相对应的是某类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时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的横向传播。
《传播的偏向》这本书分为八个章节，有分别阐述时间的诉求问题和空间的问题，有详细论述媒介的传播偏向问题，第五章作者更是通过产业主义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一切文化都需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在空间上的影响。最后几章分别论述了英格兰的出版业和美国的技术与公共舆论。第八章作者指出自己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并且指出需要用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来批判科学技术进步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结构变化和道德变化。作为历史学家的哈罗德·伊尼斯对历史的精通使其论证传播的偏向这一论点时驾轻就熟，各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史实信手拈来，也正是如此，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从人类文明、历史的起源说起，真正做到了从历史出发。
一、时间的诉求
时间因素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经济史家必须考虑时间的作用，考虑他所研究的那个时期人们对时间的态度，这样有助于人们摆脱好古癖，摆脱专注于现在，摆脱停滞和成熟的幽灵。不仅仅经济史家需要关注时间，历史上的统治者同样需要关注时间的变化，历法的诞生与调整，说明了罗马帝国对时间的关注，正如在埃及罗马时代一样，建筑同样强调对时间的控制，其显著表现是哥特式教堂。此外在工业、商业等领域同样有对时间的重视和控制，关注时间可能有利于统治者内部的行政统治和国家的一致对外，对帝国的延续性产生重大的作用，然而，如果过于忽视空间的问题，帝国同样将面临着重大的问题。
总之，作者认为我们一方面要逃离对此刻的执着，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逃离对历史的执着，拜托时间的束缚，寻求时间和空间需要的平衡点。对空间的控制表现在领域的扩张，对时间的控制表现在这种政权的持久力，传播媒介或许会产生这种偏向，历史的进程表明，媒介的这种偏向总是相互抵消的，以此来达到平衡的状态。例如，作者所指出的：“苏美尔文明对黏土的依赖，是在产生了巴比伦人对石头的依赖以后得到抵消的”，“罗马帝国官僚机构依赖莎草纸卷和字母表，其教会却依赖羊皮纸抄本，后一种依赖是前一种依赖的抵消。”简单巡视突出的时间问题，也许更加有助于我们看清自身文化的局限性。
二、空间问题
媒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空间的重视程度，“马成为乘骑和驾辕的工具，带辐条的空心轮取代沉重的实心轮，这使得政治组织变得更加稳定，对空间的控制也就更加有效了”。政治组织倚重空间，靠武装力量征服和防御的社会，突出
空间观念，用空间观念来组织社会，它并不强调时间和连续性，这样的社会，要求更加有效的空间控制，要求更高的效率。然而，随着空间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时间问题被忽略，社会的延续性问题逐渐显露，帝国将无法维持自身绵延不绝的机制。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但无法满足时间的要求，因此中国总是暴露出改朝换代的问题。作者指出我们必须要在时间和空间问题之间求得平衡。
三、媒介与文化
伊尼斯在第五章开头指出，“当我们把其他文化作为镜子观照自己的文化时，却受到自己‘散光’和‘镜子’本身缺陷的影响，结果，我们很容易看不见其他文化的长处，而只看见自己文化的优点”，因此我们无法客观的评价一种文化价值，作者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简短的描述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西方文化及其组成要素的特质促成了文化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一切文化都要反应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从时间上说，文化的局限性部分地来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以及它不能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民众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
文化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正如作者所说“有组织力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技术进步”。这种技术的进步在战争时期变现明显，例如战马的使用，铁器取代青铜器，等，赫梯人使用铁器后，成功建起了一个帝国，随后而兴起的亚述人，他们利用战争技术的进步，对战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等等。希腊文明伴随着口头传统的兴衰而兴衰，印刷术的引进，用纸量的增加和造纸业的发展，使德国城市的地位得到加强，使德国、荷兰、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技术的不断变化，使我们难以认识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由此求得这种平衡似乎很难。
《传播的偏向》读书笔记 篇3
第一次接触“传播的偏向”这个概念是在崔林老师的《媒介史》一书中。他在撰写相关章节时，先抛出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这一概念，然后分别用一小节的内容介绍“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
在介绍“时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两块内容，一块是介绍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时间型媒介——岩画，另一块解释“时空互为成本”的传播规律。
在介绍“空间型媒介”时，他分成了三块内容，前两块分别介绍“烽烟”和“旗鼓”两种典型的空间型媒介，第三块就显得非常幽默，讨论媒介被误用的后果，讲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写教材的人可能往往比较无奈，因为他没有办法将每个具体的内容展开，所有的理论都被无限压缩，以至于很多东西失去了原来的样子，例如这里的“传播的偏向”。
如果只看了这两节的文字，就很可能产生误解，会认为“传播的偏向”是一种媒介分类方式，有一类是时间型，另一类是空间型。基于这样错误的理解，读者会试图给身边所有的媒介进行分类，而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的。他们会发现这样的界定非常模糊，于是就否定了“传播的偏向”所有的价值。
但是，翻开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一书，似乎进入了一片新天地。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伊尼斯的论文和演讲精选集。
本书共8章，每一章都是他在不同场合的演讲辞或是宣读的论文。由此可以看出，“传播的偏向”并非是成体系的、逻辑严密的理论，而更像是思想迸发的火花。他总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检视社会和媒介的关系，但是得到的结果前后未必连续。
麦克卢汉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认为伊尼斯已经在他的历史检验得到了大多数洞见，那是误解。他在测试社会形态的相互作用时，常常是不大精确的，不过这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研究方法。”所以，《传播的偏向》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研究方式。我们应该关注伊尼斯是如何进行研究的，而不是结论是什么。
什么是“传播的偏向”？被引用得最多的一段话是，“传播媒介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通过这段话大概就可以理解到“传播的偏向”的含义，人们常常把注意力放在“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和“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
但是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知识在时间中的纵向传播”和“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时间型媒介和空间型媒介研究的是知识传播和权力关系，应该以媒介的特点去分析社会现象，而不是只盯着媒介本身。
伊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良好发展依赖于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平衡。可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
偏向和平衡似乎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在媒介技术的革新对社会的时空观念的纠正中进行的。“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但是很快又会造成时间或空间上的垄断，形成不平衡。
在伊尼斯看来，有一种媒介很特殊，它兼顾到时间和空间。“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口头传统的平衡，不是指口语既有利于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又有利于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事实恰恰相反，它两者都不擅长。
口语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非常容易理解。而在时间上它也非常虚弱，因为人们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在每一次传递的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偏差，更不用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偏差会更大。但也正是因为口语没有被固定下来，知识在流传的过程中会不断适应社会而修正。伊尼斯认为，口头传统使希腊成为了一个最理想的社会。
文字的出现打破了口头传统时空上的平衡。人们开始使用文字意味着从听觉转向视觉。视觉并非总是空间偏向的，同样是视觉媒介的岩画和印刷，前者是时间型媒介，而后者是空间型媒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字诞生以后，社会不可能再处于平衡状态。文字的`诞生就像一条鲶鱼的苏醒。
“社会时间可以随一个群体的信仰和习惯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不连续的，可以随实际上的年代而暂时停止。”《传播的偏向》第三章《时间的诉求》列举了计量时间的种种发明，向我们诉说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埃及。“对埃及来说，它必须依赖灌溉，因此尼罗河的泛滥很重要。这样河水泛滥和灌溉就与宗教节日和日期的确定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曾经的人们对时间充满着兴趣，体现在计时方式的更替上。但是空间型媒介的发展使人们“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它关心的是空间上的传播，对时间不感兴趣。“所谓专注于当下的执著，已经严重扰乱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并且给西方文明造成严重的后果。西方对时间的延续问题缺乏兴趣。这就是说，纸和印刷术始终对空间感兴趣。”
以这样的方式来检视互联网时代。如果把互联网视作一种媒介的话，它一定是空间型媒介，而不是时间型媒介，因为它感兴趣的是空间。互联网时代大大压缩了空间的距离，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大大提高。
互联网追求的是“快”，他们寻求热点，总是要在第一时间发布，以到达最为广泛的空间扩散，他们“执着于当下”。每天都有不同的资讯，互联网不擅长回顾过往，它像一个百米运动员在空间的维度上冲刺，体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大爆炸。
人们不会关注昨天的事情，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吸引着你的眼球。微博热搜每一分钟都在更新，资讯跨越空间瞬间呈现在你的眼前。于是今天和昨天就被切割了，这种强烈的时间切割比任何时代都要明显。
然而当你不愿意去接受每时每刻爆炸的资讯时，人与人之间的切割就产生了。当下的流量明星、最火的电视剧和电影，最流行的网络用语，这些构建了群体文化，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如果不了解当下热点，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办法交流。曾经也许是“三岁一个代沟”，但是现在会发现哪怕一天不接触最新的资讯，就很难与别人沟通，因为他们说着那些你听不懂的话。
人们不关心历史，活在碎片化的当下。网络谣言漫天飞舞，辟谣是不管用的，因为辟谣是属于过去而不是当下，但人们只关注当下而不看过去。反转新闻的出现，是媒体机构以压缩时间来换取信息在空间传播的一个副作用。二次元的流行，人们被延展到了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是与现实的时间隔绝开来的。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作为一种空间型媒介导致社会只注重空间而忽视了时间导致的后果。
《传播的偏向》读书笔记 篇4
1、书本简介
《传播的偏向》这本书其实是英尼斯在1948—1950年期间8次演讲稿的汇总，围绕着传播的偏向性进行探讨。
从演讲稿发表的时间来看，英尼斯先是由欧洲文明的危机开始思考的，并由此追本溯源，按传播媒介将世界史分为了九个时期，从泥版到石刻，从莎草纸、羊皮纸到印刷纸……英尼斯在本书中试图证明传播媒介的演进过程就是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人类每跨入一个新的文明，都与传播媒介的更新相生相伴。
英尼斯用宏大的历史叙事，从媒介与历史的前行中论证时间偏向、空间偏向、时空的媒介对民族性格甚至历史的影响。
2、作者简介
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经济史学家，加拿大多伦多传播学派的鼻祖，也是麦克卢汉的老师。
他一生的事业可以从1940年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早期的他是声名卓著的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后期的他则沉浸在从古到今的经济与传播关系的研究之中，在传播史和文明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作为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他在《传播的偏向》中所开创的“媒介决定论”的思想，经由麦克卢汉发扬光大，成为20世纪最显赫的传播学流派之一。英尼斯后期的两本代表作成为传播学的经典之作，也就是这本《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
3、内容解读
本书分为八章，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其分为了几个部分：
其中第一章为第一部分：讲述了人类文明史从口头传播到文字传播的变迁，解释口头传播与书面传播的偏向。
英尼斯回顾了人类文明史文字传播取代口头传播的过程：从文明史之初，人类的传统传播手段是强调记忆与训练的口头传播。但口头传播终究无法承载严密的历史，文字传播顺应历史的发展应运而生。它强调逻辑、理性，从而促进了知识的垄断和等级制度的形成，催生了法律。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罗马时代，君士坦丁堡时代，还是后来的意大利共和城邦皆是如此。
第二部分包括2~4章：按照总分的结构系统论述了英尼斯“传播偏向论”的主要观点，第二章为总结，三四章分别论述“时间性偏向”与“空间性偏向”。英尼斯着重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即传播偏向论。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通俗点来说，即媒介性质出现“时间性偏向”与“空间性偏向”。
英尼斯详细回顾了欧洲各大文明的发展历程，在西方文明中，稳定的社会需要这要一种知识：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维持恰当的平衡。
对于文明的评价，要看它发生影响地域大小和时间长短。传媒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有利于时间观念，或者有利于空间观念。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
总而言之，英尼斯认为时间已不再是广泛意义上的时间，更类似于一种传播媒介，时间对文明传播的影响成为传播的偏向的有机组成部分。
英尼斯在对空间的探讨中回顾了不同地域影响下的不同文明，笔触纵横埃及、两河流域等西方文明发祥地。不同的垄断类型既互相补充又互相拆台。造纸术和印刷术从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传入西方，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平衡，迫使西方人作出新的调整。因此出现了对国家的狂热和对教会的狂热，调节二者势在必行。
后面三章内容以文化发展居多，主要讲述的是传播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因此我将其归为第三部分。
英尼斯作为一个“媒介技术决定论”者，他相信媒介技术发展对整个公民社会会产生的广泛影响，所以这一章英尼斯就以美国社会为例，讨论公民社会的基础公共舆论与媒介技术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在这里虽然伊尼斯认同媒介的偏向和强大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或“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
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如果它不想被知识垄断压倒的话，就应该做一番批评的审视和报告，对于一个文明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科学对文化发展的冲击，表现在它对技术进步的贡献之中，尤其是对信息传播和知识传播的贡献之中。反过来，在被传播的知识中也可以看到科学的冲击。痴迷科学是有害的，据信，科学头脑比文学头脑更容易适应暴政，因为“艺术是个性化的东西，科学谋求的却是个人屈从与绝对的规律”。
4、读后碎碎念
内容晦涩难懂
其实读完本书后发现，只要读译者何道宽写的译序，基本上就可以说读懂了本书的观点，因为他的译序可以说算是囊括了本书的要点精华。因为正文八章的内容，真的是太难懂了。
也许就像麦克卢汉在到本书导言中对英尼斯的赞美那样：“每一页都是一座图书馆，每一句话都是一个论文”在8个篇幅有限的演讲中，英尼斯像宇宙超级扫描机式的哒哒哒横扫各大文明的千年历史。英尼斯在经济史和文明史方面学养深湛，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希腊、古罗马各文明的史料信手拈来，通篇都是简史的汇编，令人叹为观止，虽然自己对于欧洲史知识较为有限，还读起来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英尼斯在书中总是会东扯西扯，整本书人感觉在结构上缺乏逻辑论证。虽然其在本书写作中纵横睥睨，且每章后面长达一两页对于史实的考证脚注让人对其作为经济历史学家的治学严谨之态度肃然起敬。
但其论点被自己例举的这些历史冲刷的有些支离破碎，从亚历山大时代到罗马时代，从君士坦丁堡到意大利共和制城邦，从苏格拉底到梅恩…在阅读的过程中，英尼斯的旁征博引让我以为自己读的是一部文明史，而不是传播学著作。
谨防“娱乐至死”
本书虽然问世于1951年，但英尼斯就已经预见到了媒介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深深为之担忧。在本书第八章《挑剔的批评中》英尼斯表达了他的忧虑：“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有可能被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
在英尼斯看来，保持传播媒介的时空平衡性，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英尼斯认为：“我们被动阅读报纸及其启示（现在是微信和微博），阅读那些为数不多的、非连续性的杂志和书籍”（碎片化、片段化的消息），借用叔本华的话“把自己的话搁在一边，去拿起一本书，那是对圣灵的亵渎。（现在是手机）”，这样的情况不正是我们的日常么？
我们在不停刷朋友圈微博获取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是否真正凝神静气的想过，这些信息对于我们有没有用以及信息背后的联系；更或是跳出推送的信息，反思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媒介对人的控制和物化？
伊尼斯在书中说希腊有句名言：“nothing in excess（凡事勿过）”，因此我们应该树立危机意识，谨防“娱乐至死”。
大学在现代文明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传播的偏向》最后提出的问题。伊尼斯挑剔了媒介和技术的弊端，批判了机械化知识，抨击了传播媒介失衡的影响，最终他也向我们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法—在面对西方文明不平衡的偏向中：“大学可以在西方文化这个问题上发挥带头作用”，“大学和技术学校不同，它传授的是生命力之花，即思想。”
伊尼斯对教育的批判，在今天看来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思考也是有价值的。“义务教育的普及使读书认字的`人数增加，但是它并没有使人增长见识”。中国在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方面的强大，从国际奥数、各类科目测评中中国学生的表现可证明，但是为何社会还在不断疑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人才？”。
其实伊尼斯也早有洞见，“教育很可能要变成纯粹读书认字那样的事情，它丝毫不顾及美德，甚至连体面都不顾及了”，我们教育的现状不正是如此么，从近年来频频暴出的高校学生事件，如抄袭、投毒等等，大学在如今的中国社会中似乎已经不再是知识精英的代名词，而变得愈加平庸，污名化。
中国的大学会好吗？用《传播的偏向》中的最后一句话来说，就是：“大学关注的必须是活人，而不是死人”。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目前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5、拓展阅读
关于英尼斯，其作为麦克卢汉老师的大名早有耳闻，学界都说麦克卢汉是个“怪人”，现在看来这种“怪异”，可能也师承英尼斯。
用现在的话来说：真是个“脑洞”特别大的人。因此要认识麦克卢汉，我们首先就必须要了解走在他前面的英尼斯。
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在多伦多大学共事和交友的时间不过5年。可是学者的惺惺相惜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英尼斯的两部传播学经典，都由麦克卢汉作序。在《传播的偏向》的序文里，麦克卢汉谦恭地称自己是英尼斯的“注脚”。
两人的相似之处
（1）媒介的分类
麦克卢汉把媒介分为两大类：延伸肢体的媒介和延伸大脑的媒介；电子媒介是大脑的延伸，其余的一切媒介是肢体的延伸。英尼斯也把媒介分为两大类：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此外，两人都认为，人类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媒介有4种：口语、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媒介。
（2）媒介决定论
他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异曲同工。所以他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3）传播偏向论
他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论所见略同。英尼斯：“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他认为，传播和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
（4）追求平衡
英尼斯推崇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的口头传统，认为它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像麦克卢汉一样，他认为西方文明从拼音文字开始到广播媒介为止，走了一段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弯路。这段弯路，就是专门化，就是太过，打破了平衡。
两人的不同之处
（1）治学态度
伊尼斯是经济史家，善于且喜欢考证。注释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与此英尼斯的严谨相反，麦克卢汉作为文学家，善于修辞却不求严谨，且不作任何注释。读他的书，往往使人叫苦不迭。
（2）研究方法
关于研究方法，两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反差。英尼斯的研究方法是偏重传统的考据之学，偏爱对历史上的不同文明进行叙述和比较，从而进一步对历史和历史模式做出解释。这种解释就是他最主要的思想：例如媒介、传播、时间、空间、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的偏向。
然而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却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他把自己的研究方法比喻为开锁匠的方法，这种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待读者去做结论。定性而不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实证。
两人的语言风格也构成对立的两极。英尼斯的叙述和阐释，不用任何文学语言。麦克卢汉却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他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喜欢用一些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
6、提出问题
1、互联网时代，“媒介偏向论”是否依然适用？
伊尼斯去世于1952年，未能目睹后现代传媒和数字时代传媒的发展。时间的脚步迈进了21世纪，互联网的产生使得我们也许需要重新审视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了。历史和现实都向人们展示着传播的演变，偏向时间和偏向空间的媒介之间的对立似乎永远无法消除，对社会的影响此消彼长。
但互联网却打破了以往所有传播媒介的时空局限，既能在空间偏向上将整个“地球村”联系在了一起，又能够在时间偏向上打破传统的线性规范使得在虚拟社区中的人能够在同一个场景中出现，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口头传统（网络文化）。因此我想，在互联网时代，英尼斯“媒介偏向论”是否依然适用？
2、英尼斯的“勿过”与当下社会提倡的“工匠精神”是否矛盾？
和麦克卢汉一样，英尼斯认为现代文明对专门化和“过”的关注，是在走一段弯路，这种过分的专注使得其追求的那种时空平衡的文明愈发变得不可能。
这也许是一道陷入死循环的难题，特别是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提倡工匠精神和行业细分愈发精细垂直化的现状下，似乎相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中国将这种平衡打破的更加彻底，这两者是否矛盾？
3、如何在信息洪流和独立思考间保持平衡？
在英尼斯的理念中，随着物理空间的拓展，具有空间偏向的纸张与硬笔书写的结合，其传播效力大大超过当时仍用毛笔书写的纸张来源地的中国，使得纸张彻底取代具有时间偏向的羊皮纸已成定局。而纸张与印刷机的结合更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复制和传播能力，使人类进入了本雅明所称的“机械复制时代”。
如今进入新媒体时代，传播媒介技术的进步更是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各种新技术观点层出不穷，我们也将大量耗费在无用的信息上，独立思考的时间少之又少，正如英尼斯希望在时间和空间中找到平衡那样，我想现代人如何在信息洪流和独立思考间保持平衡？
此外，我由此联系到的还有文明的冲突以及寻求平衡等问题。
作为加拿大人，英尼斯在其成长环境中欧美大国文化对加拿大本土文明的入侵破坏感同身受，因此他认为西方文明的危机就在于其不可逾越的且根深蒂固的唯我主义，总是带有偏见地希望去征服同化不同的文化，将文化的同一性强加于人民。
因此他希望加拿大不要依附于人，应该积极抗争南方那个大国的挤压，在经济上寻求独立，学术上发展。这也是他为什么在研究加拿大经济史后，转向更为宏大主题的原因。
文明传播的本意是传承并播撒文明的果实，但由于文明结构以及传播结构的偏向，文明传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扼杀文明生命的利器。这就是伊尼斯提出的历史哲学与传播哲学的巨大“悖论”。
而在中国这种情况目前依然存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如何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和扩大自己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也是学界业界思考研究的话题。